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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大序》的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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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大序》既是中国文论史上的经典篇章，也是《诗经》研究史上的经典篇章，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重要地位。
所以，《诗大序》在英语世界很早就受到重视，并且对它的翻译和研究一直在继续。
早期的传教士汉学家已经注意到《诗大序》。
基德在1841年出版的《中国》（a）一书中，曾译出《诗大序》的主体部分。
此书第八章探讨中国的教育、文学、医药等问题，基德在这一章引用《诗大序》，用以说明诗的本质与作用。
但是，此书未注明文献来源，引用时也不尽准确。
它先是全文译出朱熹的《诗集传序》，却认为这是孔子与弟子的对话，然后再译出《诗大序》的主要章节，将其与《诗集传序》当作同一本书的不同部分。
[14]
相比之下，理雅各翻译的《诗大序》，体现出更为严谨的风格。
理雅各在1871年出版《中国经典》第四卷《诗经》时，为了让欧洲读者更好地理解《诗经》的意义和背景，撰写了近200页的绪论。
其中，第二章介绍《诗经》的来源、作者以及《毛诗序》。
此章附录中有《毛诗序》的全译，包括《诗大序》和全部的《小序》，并对《诗大序》的重要字句做了详尽的注释。
理雅各介绍了两种区分大序小序的看法，一是李樗以《关雎》序为大序、《葛覃》以下为小序，二是朱熹仅以《关雎》序中论诗的起源和功能的部分为大序。
理雅各还介绍了《毛诗序》的作者和传承等问题，并引用朱熹的论述作结。
可以说，朱熹的诗经观对理雅各的影响最大，所以理雅各将“诗者志之所之”
至“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抽出，标上“大序”
，置于《毛诗序》的开头，然后将“《关雎》后妃之德也”
等字句与其他诗的序放在一起，标为“小序”
。
在《诗大序》的翻译中，理雅各为“六义”
，特别是赋、比、兴，写了一条近千字的注释，朱熹的解释再次成为理雅各注释的根据。
[15]
黄兆杰的英译《诗大序》，比理雅各的英译晚了100多年。
他没有做很长的注释或说明，也没有提供如何划分《诗大序》的背景知识，只是简单地说：“《诗大序》的文字起于何处又终于何处，迄今未有定论。”
这种笼统的论述，是由黄兆杰《早期中国文学批评》一书简易流畅的风格所决定的。
黄兆杰翻译的《诗大序》，包括整篇的《关雎》序。
黄兆杰和理雅各最大的不同，是他跳出了经学的范围，强调了《诗大序》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意义。
他说：“因为《诗经》经常被称为《诗》，和一般意义上的‘诗’是同一个字，所以《诗大序》的观点可以很容易地运用到所有的诗上，并且一直是这么用的。
《诗经》作为经典，赋予《诗大序》权威地位，这使后代的批评家无法逃脱它的影响。”
[16]
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专列《诗大序》作为全书的第二章。
与黄兆杰一样，宇文所安突出了《诗大序》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意义。
他说：“《诗经》的《诗大序》，是中国古代关于诗歌性质与功用的最权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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