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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最低限度的具体性或特殊实体的形态，例如：铲子。
其三，特别具体的、强于特殊实体的形态，例如：生锈的园艺铲。
[29]
高友工和梅祖麟认为，韦姆塞特使用的是“一种混合的分类模式：从‘工具’到‘铲子’，是沿着由属类向种类的顺序；从‘铲子’到‘生锈的园艺铲’，所循的则是由简单名词到复杂名词（被形容词或其他名词修饰的名词）的顺序”
[30]。
这三类词都不利于意象的生成。
因此，他们在仿此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分类结构。
其一，无修饰的名词：
A.并列的：天地、江湖、江汉
B.抽象的：声、色
C.单音节的：月、天、云、山
D.双音节的：鹦鹉、凤凰、芙蓉、葡萄
其二，加修饰的名词：
A.被非限定形容词修饰：明月、黄金、白云
B.被限定形容词修饰：热风、黄云、香稻
C.被名词修饰：金殿、玉臂、云髻、玉楼
D.专用名词：蓝田、黄河、玉门关、蓝海[31]
高友工和梅祖麟认为，这些分类代表了与意象构成相关的主要类型，最终使近体诗充满了韦姆塞特所说的那种“模糊的抽象性”
和“弥漫的朦胧”
。
在《唐诗的语意、隐喻与典故》中，高友工和梅祖麟从新批评的角度探讨了唐诗中的多重意义现象。
他们认为，多义性学说一直在新批评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奥登（Ogden）和理查兹的《意义的意义》（Meaningofmeaning，1923），燕卜逊的《歧义七种》，通过不同的途径使批评的方向转到多义性原则上”
[32]。
可以说，高友工和梅祖麟对近体诗语言多层意义产生前提的探讨，也是在新批评框架指引下进行的。
他们从“意义和对等原则”
“作为对等关系的隐喻和典故”
“隐喻和隐喻关系”
“典故和历史原型”
以及“隐喻语言与分析语言”
几个角度，对唐诗的语意、隐喻和典故所具的多义性功能进行了分析，均十分明显地显示出新批评理论方法的影响，并对美国汉学界的中国意象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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