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梧桐文学】地址：https://www.wtwx.net
宇文所安之外，倪豪士也较为成功地在其对唐代文学的研究中运用了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
他采用文本对照的方法，逐句细读并对比了《南柯太守传》和《永州八记》，进而发现了这两篇文章在“文法、内容、用词、风格和比喻”
方面所具的类似点，并最终结合两部作品的问世时间，证明了柳宗元写作《永州八记》确实受到李公佐的影响。
在研究史传作品的文体类型时，倪豪士借用了新批评的隐喻式文体（metaphoric）和换喻式文体（metonymic）的说法，认为这些修辞差异会给文本表述带来不同的效果。
他认为，隐喻式文体主要基于语义上的相似（similarity），而换喻则要经由语词的毗邻性（tiguity）来完成。
隐喻式作品的肌质易产生多义和讽喻，而换喻式文体则更倾向于直线性，甚或离题（digressive）和言穷意近（explicit）的描写。
[25]正是基于对史传性作品文体的这种新批评理解，倪豪士在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分析具体作品时，便能够参互文本细读的方法，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理论效果。
高友工和梅祖麟合著的《唐诗的魅力》，堪称运用新批评细读理论的典范。
中国古代的诗歌批评鉴赏一直是一种印象式批评。
高、梅二人熟练地运用西方语言学和新批评细读法解读唐诗，开启了运用西方现代文论解读唐诗的新路径。
正如叶嘉莹在该书序言里所说，《唐诗的魅力》的出版，“使国内研读古典文学之青年对西方文评之理论与西方治学之方法有更多之了解，则不仅能使中国传统之诗文评论由此而拓一新境，而且也可使中国之古典文学由此而在世界文化之大坐标中觅得一正确之位置，此实为一极有意义之工作”
[26]。
高友工和梅祖麟也在书中直言：“大体说来，我们将采用的是语言学批评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与燕卜逊和理查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唐诗的魅力》由《杜甫的〈秋兴〉》《唐诗的句法、用字与意象》和《唐诗的语意、隐喻和典故》三篇长论组成，语言学批评的实践贯穿全书。
高、梅二人试图让诗歌回到诗歌本身，在直接面对纯粹文本时，关注诗歌本身的形式、用字、语法、音韵、格律、意象等内在因素，以“细读”
为手段对诗语进行详尽的分析与诠释，通过细致扒梳诗歌语言形式意味而最终凸显唐诗的魅力之所在。
例如，在《杜甫的〈秋兴〉》中，高友工和梅祖麟讨论的内容不仅涉及“音型、节奏的变化、句法的模拟、语法性歧义、复杂意象以及不和谐的措辞”
[27]，而且注意到了杜诗一联中的两句诗是如何通过各自的语法结构互相影响这一语法功能。
这一语法功能被高、梅二人称为“歧义的”
和“假平行”
（pseudo-parallel）结构，他们认为“歧义的”
和“假平行”
的对句在杜甫作品的对句结构中十分普遍。
假平行一旦被平行力场转变成歧义性对偶，就能以一种令人瞩目的意象产生特殊的效果。
在《唐诗的句法、用字与意象》中，高友工和梅祖麟从“独立性句法”
“动作性句法”
“统一性句法”
等角度讨论了句法和用字对于唐诗意象的影响。
他们认为：“如果一句诗中的句法作用极小，那么，它的节奏很可能是不连续的，而且它的意象作用也会相应地增强；如果一个推论要指出它所包含的各种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它就不得不具备更复杂的句法组织，这就会立刻削弱具体语词构成意象的能力，并使句子充分保持一种更为连续的节奏。”
[28]值得一提的是，高友工和梅祖麟参照新批评理论家韦姆塞特（WilliamK.Wimsatt）关于事物形态的三种混合划分，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分类结构。
韦姆塞特的分类结构主要包括三种形态。
其一，抽象的或弱于特殊实体的形态，例如：工具。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