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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具体落实。
“于是内化的‘五色’‘五音’与内发的‘五情’构成了一个象意语言。
由代表指称转向了比喻、影射、联想、引申。”
[6]
刘勰在谈及“为文而造情”
这一创作流弊时，已经注意到在文学中运用象意语言的重要性。
他引述《易》“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词”
时，已经涉及了“声律”
和“丽辞”
等技巧层次，同时也涉及了更高的风格、体裁层次。
因为刘勰“真正最关切的问题还是艺术家的内在生命如何在特定的时地限制下能化成外在的艺术”
，因此，高友工认为，无论刘勰的“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还是“意授于思，言授于意”
，实际上都表明了“情”
“辞”
和“思”
“言”
由“外”
而“内”
，而又由“内”
而“外”
的两层转换。
可以见出，高友工在解释刘勰之“文”
时已经超越了《文心雕龙》的原有范畴，从符码媒介的内外层次角度对之做出了全新的理解。
虽然我们在其表述中看不到类似“能指”
“所指”
的形式主义概念，但西学意义上的理论预设还是十分明显的。
宇文所安对于“文”
的讨论较为深入和具体。
在《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以及《中国古典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中，宇文所安都对“文”
的意义内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同时对应现代诗学理论做出了很有创见的阐发。
其对于“文”
这一概念的起源以及在中国诗学中发展流变轨迹梳理的意义在于，他有意地将中国古代文论中“文”
这一重要范畴与西方的概念进行对比，并在对比中发现了“文”
在中国传统诗学中的重要性和独特地位。
宇文所安发现《文心雕龙》谈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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