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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论是《左传》所记述的孔子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还是《易传》中被释为“文饰之言”
（embellishedwords）的“文言”
，都可以“作为圣人认为文饰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之证明”
。
在考察中国诗学“文”
的问题时，应注意将观察与论述的重点从泛指的“文化”
或“文饰”
的“文”
转移到对“文学”
之“文”
的意指，这样既突出强调了“文”
本身所具有的层次性以及形式特点，又可将之作为审美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
总之，刘若愚已经通过化用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
观点，变革了中国文论传统意义“文”
的理解，而且在理论谱系中已经颇有些类似西方形式主义“form””
“system”
和“structure”
的意涵在里面了。
高友工的理论中偏重“文”
本身所具有的形式特点。
他在分析刘勰的“形文”
“声文”
和“情文”
三个概念时，认为：“‘形文’‘声文’是只举二者的媒介的物性（‘五色’‘五音’），而在‘情文’中突然转到媒介的象意性（文字或声韵所代表的语义，在此作为‘五情’）。”
“辞章的声律和文字固然重要，但作为媒介，它的意义的层次（亦即‘意’）是另一个可以独立的媒介。”
高友工认为，刘勰所要强调的“正是这个‘意’的内在存在，虽无形声为媒是无法外现的，但其为文学之最终本质却是无法否认的，换而言之，文学的内容正是此种‘意’所表现的‘五情’”
[5]。
“五情”
是存在于内化的世界的，是存在于个人的经验之中的，但是“五情”
所具有的内在结构对应于外在“五声”
和“五音”
的结构。
换句话说，即内在的“情文”
必须依靠外在的“声文”
和“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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