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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不同文化对“事件”
的理解也不同，它在西方是指具体事件在时间中的发展，而在中国则更具有多时间和多空间的多重性特色，呈现出言与事的交织（例如，中国小说中充斥着对宴会和各种看似无聊闲谈的描写）。
中国叙事结构的功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事件”
，而是“非事件”
。
因此，在中国的传统中，历史和小说的区别不是文学类别的区别，而是劳动分工的不同。
[16]
倪豪士在《中国小说的起源》（1985）中关于此问题的看法也值得注意。
他认为在讨论中国小说起源时，中国学者往往注重探讨“小说”
一词的由来，西人学者则着眼于“小说的本质”
。
例如，梅维恒认为8世纪时佛教和变文传入中国，而“幻”
字作为小说的一个本质特征，包含了今人小说的写作观念，因此中国小说的开端在8世纪。
倪豪士认为，英文“fi”
源于拉丁文“fingere”
，基本意义是“制作”
，因此与“幻”
相比，中文的“造”
“作”
二字更接近原义。
他说，先秦文学中修辞的譬喻、单纯的形式、故事本身都已经具有后世小说的技巧并且为后世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写作题材。
他援引安德烈·乔勒斯（AndreJolles）的“单纯形式”
（einfaenorsimpleforms）理论解释中国小说的起源。
该概念是指语言中表现出来的人类思想结构原则并非文类，而是文类的结构单位，“单纯形式是初期小说的来源”
[17]。
《战国策》一书中的故事，从形式上讲可被归于“游说”
，虽然我们往往将游说视为文学技巧而非文学类别，但是“Crump[18]探讨形式而非内容的方式，的确是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很难界定某一作品何时可归于真实描述，何时属于虚构。
早在欧阳修之前，许多作家处理写作题材（stoff）时就感到形式才是决定因素。
跟随这观念而来，而在形式上讲求‘制作’功夫，的确是中国小说的源起”
[19]。
鲁晓鹏的《从史实性到虚构性：中国叙事诗学》一书，也对一些术语和名称做了“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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