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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工作，然后对“从历史为中心的叙事演化为以虚构为中心的诗学的演变过程”
[20]进行了探讨，并对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异同、理论认识的变化等做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其中也涉及金圣叹等评点家如何看待历史与小说的论述。
关于小说起源的理论问题，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曾云：“小说之名，昔者见于庄周之云‘饰小说以干县令’，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
鲁晓鹏认同鲁迅的说法，即小说之名出于庄子，但接着说：“《荀子·正名》中提到‘小家珍说’，这在意义上与‘小说’相近。
在这些哲学讨论的语境内，‘小说’与‘小家珍说’都与‘大达’‘道’和‘知’意思相反。”
[21]他进而认为，除了刘知几、章学诚（试图以“六经皆史”
之说沟通两种史学方法）等少数例外，中国古代的理论家基本没有意识到小说与历史的区别。
[22]在中国的“历史范式”
中，对历史进行阐释时有“经学”
和“史学”
之分，史学方法更注重叙事，经学方法则是要寻找文字表面之下的含义，其起源便是对《春秋》的注解。
在后来的小说批评中，史学方法的运用是非常明显的。
例如，毛宗岗认为“《三国》是春秋笔法”
，即《三国演义》是对《春秋》的模仿。
金圣叹的评点“一直使用历史诠释学的术语和方法”
[23]，并将《水浒》和《左传》《史记》等历史著作相提并论，使用“史笔”
“曲笔”
“直笔”
等历史学常用的术语进行点评。
另一位学者史亮却认为，古籍中所谓“小说”
当然与今日所言作为一种文体的“小说”
关系不大。
小说在《庄子》中所指并不明确，他说：“无疑庄子认为‘大达’（greate）具有至高地位，而‘小说’的地位却不明显……‘小说’与‘大达’之间存在的不是等级关系而是对立关系。”
“对那些小话题的讨论与‘道’毫无关系，那些沉迷于辞藻和娱乐的写作，或者那些笑话都不过是为逗统治阶级一乐。”
[24]他进一步认为：“当庄子、荀子甚至桓谭把小说解释成次一等的写作时，他们的理由大多与辞藻、形式结构等形式特征有关，或与主题或意识形态等内容相关。
在他们眼中，小说仍然是一种文人和官僚的创作。
但是，班固却把小说从文人和政府官员那里排挤出来，认为其起源在街头巷尾，来自社会等级的底层。
这样也就把小说从主流文化话语中排除了出去。
这种对小说的重新定位为它与正统话语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一种新的维度，现在，小说不仅是‘道’的一种歧途——道听途说，玩弄修辞，无价值的记录，对杂乱无用的事件所做的乱七八糟的笔记，等等，由于其低微的出身，小说还是一种低等的生命。
这种新的观点为文人对小说的不尊重提供了新的理由。”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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