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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小说与历史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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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小说传统中，小说与历史写作的关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例如，在浦安迪主编的《中国叙事：批评与理论论集》一书中，第一部分收录的文章即展示了不同于西方叙事传统的中国叙事文学的来源，其中王靖宇教授《早期中国叙事作品：以〈左传〉为例》（Earlyarrative：TheTso-asExample）一文，从这一中国早期的叙事文本出发进行研究，最终演绎出一套关于中国叙事的总体理论。
虽然他承认自己的方法是“西方的”
，并使用了“情节”
“人物”
“意义”
等西方文学批评的常用术语作为自己论文的结构框架，但这些基本的方面的情况并未表明中国的叙事传统会有别于西方的“小说”
传统。
《中国叙事》收录的另一篇文章是杜志豪（KehJ.Dewoskin）的《六朝志怪与小说的诞生》（TheSixDynastiesChih-KuaiahofFi），提出不能把志怪看成中国叙事文学产生的起点，更早的经史著作也含有虚构成分，志怪实际上可被看作历史写作传统的一部分。
杜志豪认为，是否把中国小说的显著特点归结为与历史传统的密切联系，要看我们如何理解历史著作的本质特点。
[14]浦安迪也看到，在中国传统中，小说与历史存在无法割断的联系。
他认为与西方的“epianovel”
发展历史相类似，中国的演变路线是“神话—史文—明清奇书文体”
。
[15]因而，讨论中国的叙事传统总要以承认历史的重要性为起点，但如此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历史与小说这两种主要的叙事传统，到底存在不存在内在的通约性。
浦安迪认为，以中国的情况来看，历史、小说和其他文本形式，比如“四部”
等，都可以归入“叙事”
。
历史和小说很难区分。
在中国的传统中，对历史与小说的评判最后都要归于一个“传”
字，历史“传”
真实的事件，而小说则“传”
虚构的事件。
在西方的文学理论传统中，叙事的精要在于“讲故事”
；在中国的传统中，叙事的精要则在于“传”
。
因为历史写作传统注重“传”
的功能，因此“传”
就在中国叙事中占据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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