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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一诗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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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六一诗话》的研究，除宇文所安在《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一书中的专门论述外，比较系统的研究当属张舜英1984年的博士论文《欧阳修的〈六一诗话〉》。
刘子健在《欧阳修：11世纪的新儒家》（Ou-yangHsiu：AuryNeo-ist）中也对该诗话有所研究。
他认为，虽然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
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
但实际上，欧阳修还是偏向于梅诗。
梅诗“深远闲淡”
，这个词被欧阳修反复提及，说明他对这种简单明了的风格是取赞赏态度的。
[36]刘子健也以另一段话为例来说明欧阳修的审美标准：“圣俞尝谓予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
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
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
欧阳修认为，即使最好的诗人也很难达到这个标准。
但由于这部著作并非以文学思想研究为主要话题，因此只仅于此。
我们下面重点讨论张舜英和宇文所安关于《六一诗话》的研究。
张舜英和宇文所安都对“诗话”
概念进行了考察，并且一致认为“诗话”
并没有严格的定义。
张舜英认为欧阳修写诗话以自娱，并没有想过它会成为一种文学批评形式，也没有对其进行概念上的说明。
因此，《六一诗话》不是一个系统地组织起来的著作，而这却正是诗话的特色所在。
后世诗话也是如此，都没有严格的定义和标准。
张舜英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认为《六一诗话》有四个最主要的特征。
第一，从文学风格上看，用诗、文作为评诗的手段是古已有之的，而欧阳修的诗话属散文体。
第二，从组织上看，每则诗话都各自成篇，即使谈论同一主题，各则之间也没有什么有机的联系。
第三，在批评主题上，无论是批评或赞美，《六一诗话》大都是以唐宋之诗，即“近体诗”
为主要对象，而“联句”
又是其主要的批评单元。
张舜英认为，选择联句进行批评是中国文学长久的传统，未受到佛家影响，并举了《论语》和《孟子》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此外，由于音律、对仗的关系，联句也有可能反映出诗人作诗的特色。
第四，《六一诗话》诗学批评按“三部曲”
进行：首先是诗的真实和逻辑内容，评价诗的好坏以其内容是否真实或合理为标准；其次是诗的创造性意义和语言技巧标准；最后是诗是否具有生动的景物与无尽之意味，这也是欧阳修论诗的最高标准。
[37]
为此，张舜英认为，诗话批评的原则在于对诗人、诗作进行表扬或批评，这就使它成为一种批评武器，但也容易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欧阳修对“西昆体”
的态度即有此嫌疑）。
《六一诗话》不仅使诗话成为后世较为常用的批评文体，也对后世诗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与江西诗派的联系较为紧密。
张舜英认为，既然黄庭坚和陈师道是江西诗派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由此可以从黄、陈相似的文学思想入手，来证明《六一诗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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