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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书与理和材（才）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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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林理彰认为严氏的习诗之道与新儒家关于学习“圣人之道”
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即“书”
与“理”
的关系。
换言之，就是应当如何学诗。
《正与悟》一文没有系统谈论这个问题，在另一篇文章《中国诗学中的才学倾向：严羽和后期传统》中，林氏认为“书”
与“理”
关系的论述是理解《沧浪诗话》的关键所在。
“对《沧浪诗话》的这种兴趣，绝大多数集中在它所提出的几个最重要的主张上，即以禅宗术语论诗不但有理而且有益……真正优秀的诗与‘书’、与事、行、思之‘理’，都没有直接关系。
对于《沧浪诗话》本身以及后来的读者来说，‘书’和‘理’似乎是受到关注的一对互为依存的主要对象；无论这些读者赞同还是不赞同严氏。”
[26]这是否就是说，严羽的立足点实际上就是反对原来以“理”
为中心的文学思想，因此才会说“夫诗有别栽，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呢？林理彰认为，实际上严羽并不是反对“学”
，因为还有后一半话：“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
因此，“对《沧浪诗话》公正的理解告诉我们，虽然严羽非常重视学习，但他仍坚持优秀之诗并非是一种靠诗人获得学问多少来加以简单测量的可量之物”
[27]。
但是，《沧浪诗话》仍然以反对“理”
而被后人——特别是15至16世纪——当作复古主义的指南。
大部人认为宋代诗人陷入了“理”
的泥坑之中，而“理”
对于“真”
诗是绝对有害的。
林理彰指出，明代的复古主义运动深受这种反“理”
思潮的影响，并列举李梦阳的诗学主张。
其一，好诗是与音乐密切相关的，宋代诗人忽视这点。
其二，诗作理语因其抑制了比兴的作用，因此必然会沉闷压抑。
其三，真正的诗歌必不可能服从理性的意念。
其四，真诗无须作“秀才语”
。
[28]另一位复古主义的代表人物胡应麟，也批评宋诗有为理所缚之弊。
但对严羽及其《沧浪诗话》的批评在清代较为盛行，林理彰认为这是因为到了清代，以学者的博识来评骘诗作的偏好极为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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