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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而这导致了后世过度强调诗歌形式，将模仿过去的诗人当作诗歌训练的不二法门。
林理彰认为，明清诗歌大多表现出“形式主义”
的泛滥和谦卑的模仿，而严羽应该为此负最终的责任。
[13]林理彰认为，“正”
就是那个强大的诗歌传统，这一点没有必要过多论述，因此他论述的着眼点在于“悟”
。
他认为，“悟”
在通常意义上指获取一种控制诗歌媒介的完美直觉，但是在心理或精神层次上，它指的是能达到这样的状态：主体自我、交流媒介[14]和客体现实能够合而为一。
所以，自我修养的最终目的是“自明”
，这是诗歌重要的一方面。
写诗作为一种修为，与新儒家的自我修养方法等相关。
“写诗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教育的手段。
诗歌提供了一种框架或语境，个体可在此框架中抓住自我及其环境。
它不仅给人以关于自我的认识，还能给人提供一种了解身外世界的工具——并且，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它为个体和世界之间提供了联系。”
[15]因此，林氏认为，由于这种诗学仍然强调“语言”
的作用，要将之放到新儒学的系脉中去考察，而不是将其直接与道家或禅宗等同起来。
林理彰在另一篇文章中也强调，明代“复古”
与“抒情”
之争可与“正”
和“悟”
两概念对应，个体与传统之关系是沧浪论诗之着力的方面，也是贯穿明清的复古派理论的一个主题。
然而，由于在复古运动中对“个体”
与“传统”
的关系审视不足，也未曾发掘其中的多种含义，因此在整个明代一直都存在反传统的抒情主义，主张一种极为不同的自我实现路径。
[16]
汉学家关注的另一焦点是严羽的“禅”
喻之论，这与对“正”
与“悟”
的理解也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其要点何在？又是何性质？正如林理彰所言，对严羽来说，宋代诗学、儒学和禅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缺一不可的。
[17]无论是当时的诗学传统还是新儒家，都从“禅”
学中受益颇多，但仍应该将它放在新儒家的语境中去理解。
进而，林氏指出，《沧浪诗话》中关于“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
的议论是与程颐关于修习“圣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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