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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君劢认为在唐后期，由于佛教之影响，主体性意识的不断增长使其成为人与外部世界的中介，诗歌成为对主体经验逻辑的探索。
但是随着主体秩序的碎裂，它们也失去了与外在更大意义结构的联系。
宋代美学理论中，“理”
的作用就是要把主体吸收到经验之下，“苏轼所发展的‘理’的诗学目的就是要解决主体性、意义和它们的具体体现”
[28]。
作者认为，“理学”
之理是具体化的“理”
，是宇宙之原则（principle），而苏轼之“理”
（被译成“iern”
）是一种存在于人或事物内部的“模式文（pattern）”
。
“理”
作为“内在模式”
，对苏轼解决其诗歌中的“意义与关系”
问题至关重要，能把表面上相互矛盾的东西联结起来。
苏轼认为“水”
近于“理”
，世界与自我在“水”
之理中相遇：水能像镜子一样反映外物，但是却有自身如如不变之本性，流动不居而又反映世界，认同世界。
傅君劢把苏轼对“理”
的不断扩展当作研究其诗歌发展的“灵活的框架”
[29]。
关于苏轼之“理”
与“理学”
之理的区别，孟克文在研究苏轼论《中庸》的文章中认为，苏轼的文学理论没有统一性，这是因为他拒绝统一的理论结构。
苏轼认为那种严格的哲学结构会对儒家之道进行错误的再现，误导求道者。
苏轼用自己的方式解读《中庸》，替代那种他认为是毫无生机的理学。
孟克文认为苏轼把情感当作圣人之道的来源，强调对道的“乐之”
是实践的实质，因为有志于道者总会先遇到感观的问题，故必须对自己的情感、情感的中心地位和人在世界中的中心地位保持清醒的认识。
对苏轼来说，人类的情感是社会和宇宙的一部分，并与它们保持着密切关系。
因此，孟克文说，苏轼的主张和程氏兄弟的理学不同。
傅君劢进一步指出，苏轼之“理”
既与“理学”
之“理”
不同，也与西方所言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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