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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文，一个人的言论就不能流传久远，或者会流于“无用”
。
然而在“秀而不实”
的解释中，欧阳炯改变了其原来的意思。
在儒家的话语中，“秀而不实”
是说，过于修饰的“文”
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错误的；而欧阳炯的意思却是说，“人工胜过天然，在诗歌创作中的雕饰是为美而美”
[19]，由此而将“文”
本身看成目的。
[20]
然而，田安的判断似乎存在某种误解。
孙康宜教授认为，欧阳炯的这两句话是批评通俗词的。
对他而言，通俗曲词虽可称“金玉其外”
，实则“秀而不实”
，“言之不文”
。
孙先生因此认为《花间集》的编成，目的是在为“‘南国婵娟’提供一套具有高度文学价值的唱词”
[21]。
笔者亦认为序言说的“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
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
，显然包含批评之意，很难由此推断欧阳炯的意思是在强调人工胜过天然。
余宝琳教授的论文《宋词与经典》（SongLyridthe：AlookatAz’u）[22]亦对《花间集序》进行了研究。
这篇文章以经典的形成为视角对词选集进行了考察，指出了选集在词类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也探讨了经典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制约因素。
关于《花间集序》，余氏认为欧阳炯把词放到从周穆王与西王母的传说开始、经由乐府传统直到李白的抒情诗歌传统之内，使其具有更长的历史背景。
欧阳炯把词与乐府联系起来，一方面是因为二者都和音乐相关，另一方面则是想为词争取像乐府诗那样的官方地位。
[23]余教授认为，欧阳烔虽然为词作为一种文学类别进行了辩护，却无意于使其成为“经典”
。
她追溯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认为“文”
“笔”
之分到六朝时已经成为“诗”
“文”
之分，既然“诗言志”
“文载道”
，那么，词所能表现的空间就没有多少了。
余宝琳的结论是，就像其他边缘化的文体一样，词有可能会获得自由，但是却也更易于受到破坏和攻击。
这在后来各种《花间集》版本的序跋中可以看出。
例如，陆游对词持有怀疑态度，虽然他自己是一个出色的词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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