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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间集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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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康宜教授指出，《花间集序》“明陈‘词’的定义，视之为独立的文学文体，从而又加深该书的意义。
《序》所论，实为词学滥觞”
[13]。
因此，作为目前所见到的第一本词集《花间集》与作为“词学滥觞”
的《花间集序》，其于文学史和文论史上的重要价值都会受到学者的高度关注。
田安所著《〈花间集〉的文化背景与诗学实践》[14]，从《花间集》成书时的文化背景介绍到对重要词人词作的分析，都很详细，并且显然也受到某些当代流行的文学研究模式的影响。
田安强调，词的产生有其特定的背景，包括了蜀地独特的地域文化、宫廷文化、唐代的浪漫文化，及更为具体的音乐与歌谣等样式。
这些对词的风格、内容和修辞、叙事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花间词”
就是在这个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产品。
与之相关，《花间集》集中体现的词学思想也应结合这一背景才能得以理解，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田安以“从模仿到创新”
为题，在第四章中对欧阳炯的《花间集序》做了分析。
田安认为：“像原来的那些文学理论家一样，欧阳氏也把艺术当作对自然的模仿。”
[15]但其在序中又云：“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而争鲜。”
其中，“巧”
（artifice）与“工”
（craft）指的是艺术匠心的运用。
因此欧阳炯的观点又与以往不同，认为人工所为的艺术可以媲美（“夺”
）自然。
作者认为，欧阳炯的序言“虽然是对‘词’进行辩护的重要文献，但却无意把词确定为一种独立的文类，他的目的是要通过该词集，把他所在的宫廷描述成一个纯粹的文学场所，同时也试图保护词的地位，认为这些词作是蜀地审美精华的代表”
[16]。
欧阳炯所强调的是文学作品的娱乐功能，这与其他一些选集的目的不同：别的选家认为诗歌的价值在于揭示诗人对国家的道德性责任，而欧阳炯则试图把价值置入诗人自身：他们自身的高雅与才华表现在其作品之中，从而再现了他们那个“有教养的社会”
[17]。
田安说，正因如此，欧阳炯才在序言的开篇就指出，艺术高于自然。
这是前所未有的文学观点。
《才调集》和《玉台新咏》只是强调文学的力量可以和自然界争（g）、斗（vying），甚至文学之美可以超出自然之美，但是像欧阳炯这样认为人工高于自然的看法的确是让人吃惊的。
[18]欧阳炯在对词史的叙述中，将视线主要集中在出身高贵的那些词人身上，对这些人物所做的辩护也是很明显的：词本来就是一种文学精英的作品，然而却被那些不好的风气败坏掉了。
田安认为，在序言的最后，欧阳炯为艺术做了更大胆的辩护：“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
田安认为，欧阳炯此处对孔子的引用是聪明的、具有欺骗性的。
孔子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是强调“志”
的重要性，在传达志的过程中需要“文”
（田安译为“eleg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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