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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写作来甄别其质量的衡文标准仍然是不同的。
包弼德进一步指出，在李翊看来，“衡量文学价值的惟一尺度就是看一个人是否成功地创造了一致的、自足的以及独立的作品集”
[41]。
而从另一个角度，即协调一致性的角度来看，则主要表现为在思想上追求对“道”
的自足一致的视界，而文学作品的一致性又复制了天地的一致性。
如此，那些文、理、义三者兼并的人，不但可独立于一时，而且可以流传于后世。
对于柳宗元的古文思想，包弼德认为它重在“处中”
（beiered）。
柳宗元对韩愈诸如排佛、尊大、炫耀自我、当代标准的有意识剥离，以及对优雅常规的尖刻侮辱等做法感到不适。
“他希望将圣人之道等同于‘大中之道’，以此作为圣人正确应物的真实内心状态。”
[42]对柳宗元来说，“中”
没有特别的内容，但是它可以在应物和作用于世界的时候用之于事。
圣人之道既是指“中”
作为终极价值的想法，也是在世间实践“中”
的真实道路。
对柳宗元所谓“方其中，圆其外”
，包弼德解释为：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就像方的车用圆的轮子来推动。
这表明柳宗元将中内看作具体有特定的内容，认为“车之方提供了可以装载货物的空间”
[43]；而通过“文”
，一个人可以为其他人明此“道”
。
这就需要一种写作的模式，这个模式引人注意，同时又把人的注意力转向实践圣人之道。
故而，这一写作模式必须独一无二，不同于当时的套路而又能指导别人。
为此，柳宗元转向“五经”
，不是学习语言或观念，而是汲取“道之原”
，即所谓质、恒、宜、断、动。
此外，他从更大的文献传统中汲取不同的表达方式：取法《谷梁传》以“厉其气”
，取法《孟子》《荀子》以“畅其支”
，取法《庄子》《老子》以“肆其端”
，取法《国语》以“博其趣”
，取法《离骚》以“致其幽”
，取法太史公以“著其洁”
。
在此，“中”
的观念是作为一个最根本的组织原则出现的，能够容纳不同的部分，以建构出一个平衡统一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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