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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既然如此，柳宗元将典籍传统变成思想和表达中所包含的某种品质的做法，并未使圣人之道教条化，而是被解释为“拥有某种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养成好的个性”
[45]，而这一“道”
可以用“文”
来阐明，作为学者经世的一种方式。
不同于柳宗元，包弼德认为柳冕是一个教条主义者。
在柳冕看来，自屈原以降，文学之学并未服务于道德的目的，“文”
与“教”
分而为二。
唐代也并未改变这一局面，其臣民缺少诚实与廉耻，将官位看得比德行更重要。
相对于韩愈的重“文”
，柳冕之重在“道”
，针对韩愈和柳宗元经常在作品中使用小说材料，柳冕坚持必须言“大道”
，“师圣人者不可以无法”
。
而那些“见天地之心，知性命之本，守穷达之分”
的人，破坏了那些法。
对此，包弼德认为：“柳冕所担心的是个人对于终极价值的探求，使人们不尊重公共、外在的标准。
因此，他将文限制得很窄，与他的子侄柳宗元和韩愈的自由改革迥乎不同，而且他将道降为一些可知和确定的东西。”
[46]
包弼德发现，吕温的观点虽比柳冕更为宽泛，但同样希望有固定的公共标准。
对吕温而言，“儒家经典不是以章句注疏而求的书，而是指导圣人化人之宗旨与作用的东西”
[47]，是道德重振的合法来源。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吕温在《人文化成论》中总结说，只有劝导这些标准的写作才配得上称为“文”
。
由此，“人文”
便成为对恢复社会秩序而言不可或缺的伦理准则，如家之文、朝廷之文、官司之文、刑政之文、教化之文等。
吕温坚称其关于“文”
的定义考虑到了文学与情感的方面：它综合了各样成就，美化了人类情感，以便创造一种吸引人的、合乎“理”
的样式。
换言之，在吕温眼中，只有“具有正确价值的文化形式才被看作文”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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