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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对“道”
的个性化理解，使其写作具有了不同常规的外在表现。
他的“惟陈言之务去”
，也使得其作品有时戛戛乎难读。
而韩愈将这些作品给别人看时，并未受到嘲笑，原因便在于它们仍然很好地投合了习俗的期待视野。
最后，包弼德总结说，专注于“斯道”
是为“文”
之基础，而“文”
为贯“道”
之器。
因此，对韩愈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文”
是一件载道的工具，而是说“文”
是使构成道德的观念彼此协调地联系在一起的工具。
“贞元、元和之间，文风极盛，分道扬镳，途径不近似，派别不尽同也。”
[38]除却韩愈的古文思想，包弼德还论述了李翊、柳宗元、吕温和柳冕的古文创作观。
包弼德指出，这一时代的文士普遍认为作家需理解圣人之道，进而创造性地将这些价值观付诸经验，但并非所有人都会想到韩愈所谓的“圣人之道”
。
其中，李翊和柳宗元便认为圣人之道不具有普适性，只契合圣人所处的特定历史时代。
同时，在一个由个体性和道德的自主性所唤起的没有共同规范的世界里，学者也不能扮演领路者的角色。
在某种程度上，李翊和柳宗元遭遇并接受了那些不确定性，而柳冕和吕温则表现出试图为所有人一定是非的愿望。
[39]
包弼德通过对李翊两封书信的解读发现，第一，李翊是站在超脱的立场上，确保圣人之道为社会所存；第二，李翊认为写作的目的是要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流传后世；第三，作家的“文”
一定要践行圣人的而且是他自己的价值观，让“道”
和“文”
均发自内心。
在著名的《答朱载言书》中，李翊谈到“人们如何能与规范而普遍的圣人之道充分认同，同时又能在‘文’中建立个性身份的问题”
[40]。
在包弼德看来，李翊试图表明的是古人的“道”
与好文章相契合的标准首先便是独一无二的创意，即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的“造言”
。
在“创意”
这一方面，“创意之大归”
在于使基本的共性被无限多样化地表达，即一体现为多。
具体至“造言”
来说，虽受某些原则和内在理路的制约，“词不工者不成文”
，但是观念的基础与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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