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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逐渐演化成了“古体的散文”
的代名词。
[32]“古文”
在包弼德看来，有两个层面的意涵：第一，它能使得人们一窥夏商周这一理想世界的文献；第二，它指的是与这些文献相关的文体。
因为这些文体被视为能够展现出古人行动时所依据的价值，也是古人用于展现他们言行价值的形式。
[33]
所谓“古文运动”
，在包弼德看来，首先是一场思想运动。
倡导这一运动的古文家认为，文学的转变对公共价值观的转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文学写作是把学、价值观和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最常见的方式，故而改变人们的写作方式便是影响思想价值观最一般的方法。
[34]
包弼德认为，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
的观点，围绕这一命题建立了一个连贯统一的文学思想传统。
韩愈认为，目录学中四部的重要典籍，均是先哲以适合不同环境的方式而“鸣”
的结果。
按此，即使是最优秀的作品，也是针对某一特定时代不完美的社会中极端和不平的自然反应。
也就是说，“内在自然的平静状态被外物所扰乱，激**感的感动，这种感动表现为个人的性情和气的舒发”
[35]。
如此，韩愈便在不平而鸣者、压抑自我感觉者和以辞藻营造平和的假象者之间做出了区别。
在此意义上，作为表达风格的“文”
亦是内在的。
韩愈在《答尉迟生书》中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
在此，韩愈希冀使表达的形式成为内心发之于外的结果，而不是取法承袭的外在形式。
包弼德指出，韩愈曾几次解释说，古文首先建立在对古道的理解上，而非仅仅建立在对古人写作方式的简单分析之上。
韩愈要求“古者辞必己出”
，便是反对这一趋势的一个提法。
[36]进而，包弼德围绕韩愈著名的《答李翊书》做了较为周衍的说明。
他指出，《答李翊书》旨在说明韩愈内心所有的，事实上是他对圣人之道的个人看法。
换言之，尽管道是更大和永恒的，但它经常以个人的方式被理解，由此产生的文史也就成了一个人内心的真实反映，而模仿别人的文，就不能亲身获得一个个人知“道”
的基础。
这就是说，对韩愈而言，实践古道“意味着建立一个独立于社会的个人的道德基础”
[37]。
“君子则不然。
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
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
吾诚乐而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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