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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氏认为：“所有这些术语都可大致翻译为‘纯文学’（belles-lettres），近乎表达出一种纯文学的观念。”
[133]萧统在解释缘何未收入几类重要著作时，这种纯文学观表现得格外明显。
例如，他说战国和汉初的“纵横论”
是“事异篇章”
，故不收；将“纪事之史”
和“系年之书”
与“篇翰”
相比，同样能见出它们“亦已不同”
。
史书中所载的“赞”
“论”
“序”
“述”
等，因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所以虽然出自历史学家之手，但是它们也可以集于“篇什”
内。
很显然，萧统是将文学技巧作为选文的决定性因素。
他摒弃哲学著作，因为“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总，不以能文为本”
，而史学著作中的“赞”
“论”
等文体凸显出的品质就是“翰藻”
。
此外，萧统还认识到愉悦性是文学的重要功能，如他将读者在诸多文体中所发现的乐趣比作观赏乐器和锦绣时所获得的享受。
[134]
在文学发展观问题上，康达维指出，萧统同刘勰一样，也承认文学的自然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会变得更为华美与繁复。
他说：“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才而增华，变其本加厉；物既有成，文亦宜然。”
但是，萧统也有不同于刘勰的地方，即未曾将诸种文体的起源统统追溯到儒家经典。
[135]即便他将“赋”
追溯到《诗经》的“六义”
，但也认为“赋”
在发展中获得了新的品质与独立性。
最后，康达维总结说，毫无疑问，萧统对文学的见解是碎片化的，关心的是选文以及编辑文集的实际工作。
余宝琳撰有《诗歌的定位：早期中国文学中的选集与经典》一文，从三个方面探析萧统的文学观。
在她看来，第一，在萧统那里，选集编纂中的选择过程本身首次成为讨论的主题。
不同于挚虞，萧统的评论以全面性为目标，而又保留了评价特权。
萧统有所选择，试图在《文选序》中澄清选文的基础及其对选文的编排，使“《文选》既有教益，又有公开的规范性”
[136]。
第二，萧统虽认为“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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