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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该期其他批评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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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挚虞与葛洪
余宝琳在《诗歌的定位：早期中国文学中的选集与经典》（PoemsinTheirPlace：sandEarlyeseLiterature）中论述道，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全书已不复存在，从保留下来的残篇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挚虞提倡文学的教化功能[115]，这在序言开篇中就有明显的体现。
例如：“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穷万物之宜者也。
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
祝史陈辞，官箴王阙。”
挚虞对于文学衰落的确信以及相应地对流行趣味的反对是很明确的，从挚虞的这一立场出发，可以看到《文章流别集》所述文体都会追溯到经典源头。
[116]例如，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与九言诗的格律都可以从《诗经》中找到。
如该书书名所显示的，文章可以从字面上理解为源自经典的“水流”
，然而由于文学发展的倾向是没落的，“水流”
即便没有被污染也已被稀释了。
[117]例如，他认为，他所处时代的颂尽管对其原型《诗经》在形式上与韵律上亦步亦趋，但已“非古颂之意”
；至于赋，借用班固《两都赋序》中的观点，说“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
，只有在屈原与荀子的赋中还保留着《诗经》正统，到了宋玉，“则多**浮之病矣”
。
挚虞还认为诗要以成声为节，以雅音四言来规范之，“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
。
余氏在文末总结，挚虞的文体分类不仅是有用的而且也是必然的。
[118]有用，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将不同却有明显联系的文学形式置于单一范畴下的方式；必然，是因为它不仅使之合法化，即使各文学形式的价值本身无法避免地走向衰退，而且间接地阐明了各文体值得保存的理由。
孙立哲（JaySailey）在《抱朴子：哲学家葛洪研究》（TheMasterlicity：AStudyofthePhil，A.D.283-343）中，从文学功能论、鉴赏论等方面探讨了葛洪的文学观，并将之与王充、陆机对文学的认识进行了比较研究。
关于葛洪的文学功能观，孙立哲首先举出了葛洪反对的强加于文学的三种外在功能：其一，将文学视为政治的工具；其二，将文学作为作者炫耀学问或附庸风雅的手段；其三，将文学才能与道德品行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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