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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进而解释说，在葛洪看来，文学的合理目的应当使“好的作品可以为作者本人赢得不朽之声名”
[119]。
就葛洪的文学鉴赏论而言，孙立哲认为虽不够系统，但也有可观之处。
葛洪倡导文学的多样性，认为“文学鉴赏是个人趣味问题，而个人趣味又必须受制于理智的引导”
[120]。
就此，孙氏认为葛洪将文学批评的标准由文本转向了具有清醒理智的读者，与之前几乎所有文论家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外，孙氏认为葛洪对中国文学批评史所做的贡献还包括以下两项：一是提出了文学发展观，二是对繁缛的行文方式进行了辩护，而且其论证比前人更为明晰与理性。
葛洪反对“贵古贱今”
的观点，认为评价作品高下的标准不在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的高低。
所谓古代的经典，不仅可以与后代一般作者的作品相比较，而且通过对比也能揭示出古诗尚存的不足。
例如，葛洪认为，《诗经》的语言太过简约，比不上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班固的《二京赋》或左思的《三都赋》。
葛洪认为，出于全面深入地论述与表情达意的需要，行文可以文辞繁缛、精雕细刻。
相对于古奥和简约的诗歌，他更欣赏铺陈奢华的赋。
孙氏认为，“葛洪注意到了文学的独特性及自身存在的价值”
[121]。
为进一步阐明葛洪的文学观，孙氏将葛洪与王充、陆机的文学观进行了比较。
孙氏认为葛洪继承了王充的一些重要而极富革命性的观点，而且走得更远。
例如，王充与葛洪都是怀疑主义者，王充认为今文与古文同样重要，而葛洪则将许多今文的地位抬高到古文之上。
至于葛洪与陆机的文学思想，孙氏认为二者都强调文学的“真实性”
，推崇创新。
葛洪就曾强调过去的作品不如当下的作品，这意味着他认为没有必要模仿过去，“即便在其作品中出现典故，葛洪也是加以化用，处理得不露痕迹”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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