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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另一个兴趣点：《诗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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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嵘的《诗品》评价了3世纪到6世纪的122位诗人，并给他们列出了品第，成为“了解六朝时期诗歌接受史的主要资源”
[97]。
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诗评专著，《诗品》品诗的理论标准、批评实践以及独特的批评话语，均引起了英美汉学家较大的学术兴趣。
费维廉认为钟嵘的《诗品》将范围限于对抒情诗的批评，因而更具有现代性的意味。
“钟嵘论诗的中心观点是：诗歌的本质在于‘言志’（expressiesofmind），即诗歌是一种对个人的反映，不要掺杂过多的格律与典故。”
[98]但钟嵘的批评视域也经常集中于山水诗与诗的艺术表述，二者可以寄诗人的情感于山水之中。
这样，能表达情感的诗人即钟嵘所谓的上品诗人；而仅以艺术表现见长的诗人则属中品；以上两方面都达不到的，属于下品。
费氏说，钟嵘对诗人的品第，引起了颇多争议，如对被列入中品的陶潜，大多数传统及现代的批评家都倾向于将其列入上品之最优秀的诗人。
魏世德（JohnTimothyWixted）在《钟嵘〈诗品〉中的品评本质》（TheNatureofEvaluationintheShin-p’in［Gradis］byg）中也对钟嵘的批评标准进行了探析。
他分析说，《诗品》将诗人列为上品、中品与下品三个等级的分类法受魏晋以来品藻人物之风的影响，但其对单个诗人的评价颇为客观，并富有见地。
魏氏通过解读《诗品序》，认为钟嵘所执的批评标准为注重诗歌的表现功能，即“诗歌是个体情感体验的直接与真实表达”
[99]，强调“直寻”
，“强烈反对在诗歌中使用典故”
[100]。
但是，这一标准并未在其具体的批评实践中被全面贯彻。
在品评具体诗人时，对“喜用古事”
的颜延之、“动辄用事”
的任舫，钟嵘将其都归入“中品”
，而将更加不符合如上标准的谢灵运列入“上品”
。
据此，魏氏认为钟嵘评诗重诗之整体效果，如评谢灵运诗“丽典新声络绎奔会”
，却如“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
。
魏氏进而分析说，钟嵘并非简单地用某一僵化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的诗人；相反，他具体指出各个诗人的特点。
例如，我们或许不同意他将陶潜归入“中品”
，但又不得不赞同他对陶潜的具体评述：“文体省净，殆无长语。
笃意真古，辞兴婉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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