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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暮无天云”
“岂直为田家语耶”
。
虽然，这些诗句都与陶潜的人格面具自相矛盾。
白牧之指出：“江淹的问题在于缺少统一连贯的个人风格，而陶潜之所以遭到钟嵘批评，在于他虽有但却不忠于自己的风格。”
[109]在归纳出钟嵘所反对的创作倾向后，白牧之认为，钟嵘《诗品》中所提倡的是“直寻”
，强调直接性。
例如，钟嵘其在序言中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性情，形诸舞咏。”
白氏指出，“正如《诗品》书名所标明的，《诗品》的中心关注点并非理论而是价值”
[110]，所以要对其进行系统观照，还必须从理论审查转向对《诗品》文本潜隐价值体系的细绎。
其次，白牧之将《诗品》中五言诗人的源流分系绘成另一图表，分析说《诗品》推溯源流，将所有五言诗人归属到《小雅》《国风》《楚辞》三个系脉。
《小雅》一脉只有阮籍一人；列于上品的诗人大多出自《国风》一脉，包括曹植、陆机和谢灵运；而中品诗人除颜延之外，均出自《楚辞》一脉。
钟嵘以孔子提出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为评判诗人的标准，认为“《诗经》一脉，质胜于文；《楚辞》一脉，文胜于之质”
[111]。
钟嵘对《楚辞》一脉的华艳诗风以及拟古倾向进行了批评；《诗经》一脉的颜延之因喜用古事，也受到批评，如“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矣”
。
但总体来看，《楚辞》一脉不及《诗经》一系风格雅正。
最后，白牧之总结说，《诗品》本质上是对那个时代的儒家式抗议。
“在佛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钟嵘身上体现出儒家传统中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强大生命力。”
[112]作为一部批评专著，《诗品》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优势。
其一，中国诗歌是在强烈情感与反情感的铁砧上锤炼出的，争议而非共识是中国诗歌与生俱来的质素。
“而要真正理解六朝，诸派别的争吵就绝不应该被大一统的音符所淹没”
[113]，如此，像《诗品》这样弥漫着火药味的论著就显出了独特的价值。
其二，《诗品》中充满了“有趣的流言、尖刻的驳斥、不光彩的阴谋与强烈的愤恨”
[114]，比之于井然有序、四平八稳的《文心雕龙》，更切合我们的好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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