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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后世并不完全赞同其所推之源流、所品之高下，但是他对于诗歌的一套理论与标准，在中国诗论的传统中仍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卫德明（HellmutWilhelm）原为德籍汉学家，于1948—1971年长期执教于美国华盛顿大学，使用英文写作。
在《钟嵘及其〈诗品〉》（ANoteongandHisShih-p’in）一文中，卫氏探讨了钟嵘的批评理论，并就与《诗品》有关的几种流行的误读做出了回应。
其一，钟嵘在《诗品》中将陶潜列入“中品”
，由此引起了后来者的质疑与批评。
对此，卫德明指出：“钟嵘的评价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
[104]，与后来时代的偏好与评价不尽相同，比如《文心雕龙》就没有提到陶潜。
其二，《诗品》另一个备受批评的方面就是对传统的强调，从而忽略了个人创造力。
例如，人们认为在《诗品》中，钟嵘无一例外地为每位诗人都寻得一个或几个“祖辈”
诗人，将诗歌的源头追溯到《国风》和《楚辞》的传统。
对此，卫德明说：“钟嵘将文学传统视为一条不间断的河流的做法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这给了他所面对的文学体以内聚力，而且，钟嵘对文学传统归属的强调丝毫未曾妨碍其对个人创造力的判断。”
[105]在钟嵘的品评中，诗人的具体成就与个体精神无不得到明辨与审视。
为进一步说明钟嵘的批评思想，卫德明将钟嵘与刘勰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比较。
在他看来，钟嵘对文学的基本立场未受任何思想或宗教传统的影响，而刘勰则援用佛教思想，并信奉儒家。
这是因为对钟嵘来说，“诗歌可以自律存在，其自身的术语便可证明存在的合法性，而无需借助于外在力量加以证明”
[106]。
因此，钟嵘即便是在引用《论语》和《诗大序》时，也并非要归属儒家传统，而是探讨对诗学有意义的问题。
此外，钟嵘反对“用典”
，刘勰却大力赞扬。
钟嵘认为典故运用的形式化与学究化会妨碍“直寻”
。
卫德明总结说，作为批评家，钟嵘是一位有胆识、有品位的革新者。
“他以品质而非文类对文学加以分类，赋予当时枯燥平淡的文学批评以想象与灵气。”
[107]他对诗人的品评不是也不可能是体系性的，但这也恰是他的成功之处，因为任何诗学鉴赏一旦体系化，也就意味着丧失了活力。
白牧之在《图说〈诗品〉》（AGeometryoftheShrPin）一文中，通过对《诗品》内外结构图式的描述与分析，探讨了钟嵘的诗学思想。
白氏认为，梁代文论存在三派：以萧纲为首的先锋派，编有《玉台新咏》；以裴子野为代表的保守派，没有选编任何文集；以萧统为领袖的折中派，编有《文选》。
[108]
首先，白牧之以《诗品》时间跨度为限，通过图式列出了《玉台新咏》和《文选》中的五言诗人各29位，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钟嵘批判了若干种创作倾向：危俗诗（lightpoetry），以谢朓、鲍照为代表；韵律（prosody），以沈约为代表；典故（allusions），以颜延之为代表；模仿（imitation），以江淹为代表。
《诗品》中共收入江淹32首诗，以为其中有30首是对先前不同风格诗人的模仿。
而对某一风格不能贯彻始终的则有陶潜，其人格魅力与诗歌魅力并不统一，如“欢言酌春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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