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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本的帝国》（TheEmpireoftheText）中，康奈利亦曾追问道：在中国，“文”
（学）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在较早的两个中国文学批评文本，即《典论·论文》与《文心雕龙》中，多种文体并存，如表、诏、檄等。
如果对这些所谓的应用文视而不见，那么最后得到的就可能只是纯文学作品而已。
在康奈利看来，最早的“文”
是自然纹饰，如石头的花纹或动物的斑点等，但当其取得“纹饰”
（de）、“装饰”
（ador）或“精心制作”
（elaboration）等意思的时候，就有了某种“不自然”
的内涵。
[84]这种“不自然”
意味着人为的因素有所增强。
随着儒家传统的确立与繁荣，“文”
就与政治治理须臾不可离了。
即便是“赋”
这种文体，最初也是为了行使官方职能，意在对政府有所讽谏。
只是到了后来，诗赋才成为一种“休闲”
活动。
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行为会因为过度经营、藻饰及自我放纵而产生潜在的危险。
[85]直到后汉，纯文学依然没有确立，但这种纯文学生产却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而到了魏晋时期，文学进入所谓的“自觉时代”
，作者本人也获得了主体性。
但康奈利却提醒我们，在探讨古代中国文学时，要将如下几点了然于胸。
第一，诗歌就是意识形态。
因为诗歌常被政府用作政治统治的辅助工具。
第二，形式或意指实践的意识形态本性是由历史境况所决定的。
在过去的批评家看来，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话语能够生产读者，即百姓需要文学的教化，之后才能成为“好”
的臣民。
这一视角可以让我们去分析一个给定话语的意识形态效果。
第三，在交流模式之外，还存在多种解释模式，如韩礼德（M.A.K.Halliday）所使用的反语言概念及社会符号学，这一学科旨在研究话语所具有的生产现实的机制。
于是话语不光生产读者，同时也生产现实。
换句话说，现实是由话语构建而成的——没有话语，也就没有物的存在。
于是康奈利得出结论，直至魏晋，文章被认为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
那些真正能够得以不朽的人就是文本帝国中的上等公民，真正不朽的实际上不是人，而是名，是语词，是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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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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