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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刘勰曾经从事佛经的区分部类的工作，这对他立论时整理归纳的方法可能也有相当的影响。
故此，叶氏得出结论，认为刘勰值得注意的成就含有外来佛典的影响。
施友忠探讨了刘勰与儒家经典主义的关系，通过分析刘勰对儒家经典的态度，说明刘勰的文学观。
首先，施氏对《文心雕龙》中所体现的经典观进行了简要陈述。
刘勰在《序志》中称“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
，也曾表示若前无马融、郑玄等人的影响，他也不会为“六经”
作传。
刘勰宣称创作《文心雕龙》的目的在于“原道、征圣、宗经”
。
在《文心雕龙》首篇，他将文学的起源归为“自然”
；第二篇中通过引用孔子语录，将孔子树立为各种文学形式之功能的权威论述者；第三篇将儒家经典界定为文学的精髓，包含永恒的原则。
此外，在其他篇章中也存在援引儒家经典的情况，比如在《辨骚篇》，刘勰认为《骚》是《风》《雅》衰退后的产物；在《明诗篇》中，刘勰引了《尚书》对诗歌的界定——“诗言志，歌咏言”
，并多次重申孔子对《诗经》“思无邪”
的评价。
他认同孔子实用主义的诗学观，赞同《诗大序》中提出的诗歌反映时代政治状况的论点。
其次，施氏分析了刘勰对儒家经典的实际态度。
刘勰将儒家经典视为各种文体的来源，推崇经典中的正统观念。
但施友忠发现：“只是在其评说儒家经典的文学性时，刘勰才放弃了所有的陈词滥调，对经典大加赞扬。”
[70]刘勰将《离骚》视为“《雅》《颂》之博徒”
“词赋之英杰”
。
在此，他明确认为诗歌不应依附于《诗经》。
在重申传统的诗歌功用与发展理论时，刘勰似乎是仅仅出于惯常所言而非一己诚服。
刘勰劝告人们尊重经典，也批评当时贵古贱今的流行观点。
施友忠指出：“从刘勰写作的基本要旨中可以归纳出，刘勰的保守主义只是一个习惯问题，发展变化的观点才是其真正所信服的。
他口头上尊崇儒家经典，但却着力于对经典之文学性的探究。
对于经典，刘勰重在对其所进行的文学欣赏，而非道德性阐释。”
[71]对刘勰来说，儒家经典之所以重要，在于其所具有的文学价值，而文学价值并不取决于是否符合经典的规范。
在《文心雕龙》的第二部分，刘勰更为明显地只关注纯文学的因素。
在其所指出的八种文学风格中，只有第一种风格“典雅”
指的是《尚书》与《诗经》，但是在具体运用它们对单个作家及作品进行论说时，“典雅”
仅仅指的是“文雅”
与“优美”
。
所以很明显，所谓经典因素的价值，在刘勰看来只不过是若干文学价值中的一种而已。
刘勰将儒家经典拉回到人间，将其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
这就是刘勰的文学观，施氏认为在刘勰所建构的体系中，儒家经典与其他文学要素是平等的，所以刘勰并非一个经典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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