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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心雕龙》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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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州大学教授梅维恒（Viair）作为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者在《〈文心雕龙〉中的佛学》（BuddhismieraryMindaic）中分析了《文心雕龙》与佛教的关系。
在他看来，佛教思想对《文心雕龙》影响很大。
刘勰最基本的写作范型、分析方法、组织方案，以及很多重要概念都有其佛学来源。
中国六朝时期正是佛教的兴盛期，佛教思想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Bharata、Bhāmaha到Dandin等印度诗学理论权威，都探讨过诸如修饰、修辞、辨误、逻辑、意义（观点或内容）、语法修辞的修订、选词、音乐性（语音规则）、韵律等问题，而这些也都出现于《文心雕龙》的第二部分。
此外，他们还讨论过印度美学中的“rasa”
（性）和心理学理论中的“bhāva”
（情），而《文心雕龙》也取“性”
“情”
一一对应。
更有意味的是，Bhāmaha与Dandin认为“诗体”
（sarira）涵盖的范围甚广，与之类似，《文心雕龙》中所云“体”
的内涵也涉及风格、本质、形式与文类等。
最后，印度诗学著作经常探讨诸类文体，并与诗歌加以比较，《文心雕龙》中亦是如此。
[64]故此，“《文心雕龙》是印度思想方法与中国文学创作实践的完美结合”
[65]。
梅维恒总结说，长期以来对《文心雕龙》中是否存在佛教思想，进而对其文学价值与思想内容的探讨与争论，反映出一种极端的民族傲慢与文化偏见，而这些都是学术研究所理应避免的。
实事求是地讲，“《文心雕龙》就是一部‘印度式文学专题论文’（sastraoure）”
[66]，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印度范式。
加拿大汉学家林理彰在《王弼与刘勰：术语、观念、影响与归属》（WangBiandLiuXie’sWenxinDiaolong：Termsas，InfluendAffiliations）中考察了《文心雕龙》与王弼著作的关系，认为王弼的著作是《文心雕龙》观念、术语以及写作模式的又一重要思想来源。
言、象、意的关系是王弼形而上探寻的核心，而类似的讨论也出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
例如，在《原道篇》中，刘勰将象视为文与言的具体外形，这使人想到了王弼以言、象、意来表达现实世界的递升程度；《神思篇》中刘勰不但又一次使用了这些术语，而且对三个术语等级的划分也类似于王弼的做法。
当然，从事哲学的王弼与从事文学的刘勰在思维方式并不完全相同。
王弼强调意、象、言三者之间存在鸿沟，认为从意到象再到言，本体合法性依次降低，“名不能超越现象界，人的理性与语言无法把握真实的‘道’”
[67]；而刘勰则试图填补鸿沟，让语言体现本体，肯定象与言具有反映超感官世界的能力。
在《原道篇》还有其他篇中，刘勰宣称“写作有能力表达终极现实”
[68]。
此外，叶嘉莹还从外来佛学思想之刺激的角度对《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特殊建树进行了思考。
叶氏说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色是印象的而非思辨的，是直觉的而非理论的，是诗歌的而非散文的，是重点式的而非整体式的。
因此，像齐梁之间刘勰体大思精的巨制《文心雕龙》的出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实在是意外的收获。
“《文心雕龙》之所以能有如此特殊的建树，成为了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不仅空前而且绝后的一部巨著的缘故，乃是因为《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在立论的方式上，曾经自中国旧有的传统以外接受了一份外来之影响的原故。”
[69]叶氏引《梁书·文学传·刘勰传》“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
，“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
，分析印度佛经中既有其因明学一派的论理思辨方式，刘勰又博通经典，则受此影响是极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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