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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曹丕、阮籍与嵇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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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曹丕《典论·论文》
缪文杰在《东汉末期的文学批评》一文中，认为东汉建安时期（196—220）是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形成期。
在此之前，儒家诗教观重在对文学道德寓意的阐发，然而在公元216年至220年间出现的三部批评著作——曹植的《与杨得祖书》、曹丕的《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即便没有完全扭转，至少也修正了儒家的文学观。
由此，“文学的内在价值始得以探讨，作家之性与文学之体也始得以考察”
[18]。
缪文杰着重分析了曹丕《典论·论文》对儒家诗教观的突破。
首先，曹丕开始关注同时代的诗人，并依据各诗人特殊的才能而非德行加以评判。
其次，曹丕在对“文”
的分类中，将儒家经典排除在外，而加入了诗赋。
缪文杰指出，此处，曹丕所谓的“诗”
并非指《诗经》，而是对抒情诗的统称，因为曹丕说“诗赋欲丽”
。
曹丕认为诗歌是一种自治的文学形式，必须与儒家诗教观相分离。
再次，关于曹丕所论之“气”
（inspirationspirit）。
曹丕说“文以气为主”
，相对于孟子在形而上层面谈论“气”
，曹丕首先将“气”
的概念引入文学批评。
对曹丕来说，“气”
不是由德行养出的，而是个人特有才能的显现。
曹丕进一步以音乐演奏作为类比，“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
。
这里丝毫未曾提及儒家神秘主义的理想——以音乐的内在力量来教化万民。
曹丕将“气”
与音乐做比，进一步证明他认识到艺术所具有的独特品质。
最后，缪文杰指出，在曹丕的身上依然存在传统观点与新观点之间的冲突。
例如，他一方面引儒家经典《易经》与《周礼》来解释“文之不朽”
，另一方面又将儒家经典排除在“奏议、书论、铭诔、诗赋”
，即所谓的文学“四科”
之外。
“曹丕受到‘反偶像’的王充等人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儒家文学观的束缚。”
[19]但无论如何，《典论·论文》本身的叙述方式就值得注意：作为一篇理论宣言，它为个体思想的表达创造了可能性。
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曹丕《典论·论文》中“气”
这一概念的意义及其可能的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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