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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谱系梳理与总体特征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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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友忠在《文心雕龙：中国文学中的思想与形式研究》的序言中考察了魏晋六朝时期批评精神生成的历史语境；海陶玮在《中国文学论题：纲要与书目》中对六朝的文学批评谱系进行了提纲式的梳理，并对一些重要的文学批评专著进行了鸟瞰与简评；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在《中国六朝时期的抒情批评》（eseLyricCrititheSixDynasties）一文中拈出“抒情批评”
一语，以之界定六朝文学批评的总体特征，以下逐一述之。
施友忠从政局的跌宕、儒家思想控制的放松、审美意识之觉醒以及宫廷庇护四方面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批评精神生成的历史语境。
他说：“在中国文学批评的诸多阶段中，这一政治分裂期或许是最具有创造力的时期。”
[2]在东汉之后的三国、魏晋、南北朝四个世纪里，中国被分成了大小不等的若干王国与朝代，政权更替殊为频仍，整个中原地区一度陷入战乱与政局混乱之中。
然而吊诡的是，在混乱的局势与种种破坏力量的夹缝中，却出现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创造力的迸发。
这一时期，所有标准均已坍塌，儒家思想同样也丧失了统治地位，尽管人们口头上还在加以强调，但许多学者与艺术家已对之丧失信心，在苦闷中开始逐渐转向佛老。
“对语言、声调与形式结构的强调，使文学开始回归自身，其功能亦由道德说教转向审美。
审美体验的关注点又逐渐转向对创作过程本质的深入探寻。”
[3]审美意识的觉醒促成了纯文学（文）与实用性文学（笔）的区分，而文笔之分反过来又深化了审美意识，并在此导向中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推向一全新的境界。
“文学创作的繁荣呼唤文学批评的出现，同时也必然会要求对原有的批评原则予以重新审视。
于是，一场集中于批评分析的运动呼之欲出。”
[4]
此外，施氏还认为来自于宫廷的资助与庇护也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与批评出现繁荣气象的重要原因。
在中西方，帝王之家通常是艺术的庇护者。
正如梅迪斯（Medicis）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庇护人，“在中国，诸多帝王与皇子不仅是文艺的重要庇护者，而且本人也是卓有成就的作家”
[5]。
例如，曹操是有名的诗人；曹植乃当时最具诗才者；曹丕废汉建魏，然却又是诗人兼批评家于一身者，同时也是文学的庇护者。
梁代的皇族也以艺术才华与对文学的兴趣而著称。
萧统是刘勰的庇护人，并编有《文选》；其弟萧纲曾命徐陵编辑诗集《玉台新咏》。
施友忠总结的四点说明了魏晋南北朝何以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阶段，为我们理解批评精神之出现提供了重要的解释维度。
海陶玮在《中国文学论题：纲要与书目》一书中对六朝的文学批评谱系进行了提纲式的梳理与简评，不乏真知灼见。
海氏认为，曹丕首先意识到文学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他在《典论·论文》中将诗歌与另三种散文文体进行了区分，并认为“气”
（ch’i）是所有文学的基本要素，而且曹丕一反传统看法，认为文学创作的动机往往在于为作者本人赢得不朽的声名。
海氏认为《典论·论文》成为六朝文论家定义文类与思考文学本质的起点，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在于“首次尝试对一系列作家作品进行了系统性的评价”
[6]。
在肯定《典论·论文》诸多原创性特征之后，海氏也指出了曹丕该文在叙述上的不足，即仅就其现存的篇章来看，布局不够合理，论述较为粗疏。
相对而言，在批评著述中，海氏认为陆机《文赋》的叙述结构则要更为精巧，“对文学创作的全过程进行了描述与演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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