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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认为对形式与内容的处理应该相对平衡；抒情是创作的动机，也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属性之所在。
陆机区分了十种文体形式，并将声律作为文学的一个特质，这启发了后来诗歌格律理论与律诗的兴起。
对于刘勰的《文心雕龙》，海氏认为“它是一部非常全面的文学批评与理论经典，以五十篇的内容和骈文的形式对文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8]。
海氏将五十篇划分为两部分，前二十五篇探讨文学的起源，后二十五篇分析创作心理。
在前半部分，刘勰依据不同的功能列举出三十六种文类，并从儒家经典中探寻渊源。
在海氏看来，刘勰的这种做法显得有些牵强。
在后半部分，刘勰认为真情实感是为文的关键，作家必须有感而发，不需刻意为情感的表达寻找形式，而要让形式成为情感表达的自然补充。
文学的功能在于抒**感而非规劝，或仅仅炫耀语言技巧。
相对于《文心雕龙》，萧统《文选》中的文类划分在海陶玮看来则过于幼稚与缺少理论依据。
萧统的文学观体现在其为《文选》所撰的序言中，他对文学本质的认识部分来自《诗大序》，但并不认为文学创作的目的在于教化，或像刘勰所说的那样归于“宗经”
，故而谨慎地引入了刘勰所回避的文学的愉悦功能。
[9]而钟嵘的《诗品》在海氏看来是一部更为专业的批评著作。
钟嵘将论述对象限定为五言诗诗人，并分为三个等级。
海氏认为，“钟嵘的批评标准表述不够清晰且有主观臆断的倾向；对每位诗人的诗，用寥寥数语勾勒出特点，所用批评话语都近乎隐喻，以致含糊不清”
[10]。
钟嵘在《诗品》的序言中探讨了五言诗的起源及特色，或许出于误解或个人恩怨，钟嵘批评了沈约的“四声”
说。
钟嵘并非一个传统主义者，但却强烈反对当时的过度“用典”
和形式追求。
徐陵的《玉台新咏》是一部诗集，收录了从汉代至梁代的爱情诗。
海氏认为该诗集体现出了萧纲反传统的文学趣味与文学观。
“萧纲认为文学不应依附于儒家经典而成为道德教化的工具，诗歌是情感的自由表达。”
[11]正是在萧纲的资助下，一群诗人开始创作宫体诗。
萧纲的文学观奠定了六朝诗歌的基调，但也招致了刘勰、萧统以及钟嵘等人的批评。
孙康宜在《中国六朝时期的抒情批评》一文中拈出“抒情批评”
，以此界定六朝文学批评的特征。
她首先探讨了抒情体验的理论基础，进而结合六朝时期文学批评的代表作，如《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孙氏说，抒情性的基础在于诗人内在的个体体验。
所谓个体体验，是“某个人在某种特殊的时空中所产生的精神状态”
[12]。
作为一种知识，个体体验只有在所有直接经验经由反省过程的重组与提炼，方能达到最深刻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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