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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孔子在概括《关雎》特点时，所用的人格与道德修养的字眼与音乐而非与《诗经》文本相关联。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论语》的中期语段则偏向于将《诗经》作为“前文本”
（pre-text）。
在这部分中，孔子及其弟子不再关注《诗经》的音乐品格，而是运用《诗经》中的诗句来修饰言谈，规劝教导。
于是，《诗经》中的个别诗句从具体语境中被剥离出来，用以传达与其原意无关的其他观点。
例如，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
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在原初语境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用来形容一位贵族情人的优美与文雅，与子贡所理解的道德修为的无止境毫无关系。
尽管孔子说“始可与言《诗》已矣”
，其实是子贡对《诗经》的恰当引用而非注释得到了孔子的肯定。
尽管对《诗经》的关注角度已由音乐转到语言，但此时《诗经》仍是“前文本”
，还未成为孔门弟子学习的课程，即构成“强意义文本”
（textirongsense）。
所谓“强意义文本”
，即稳定的文本，为某种学说文化之重点，是研究与阐释的对象。
晚期语段方视《诗经》为“强意义文本”
，其中提及《诗经》是儒家的必修课，孔子提倡门生对《诗经》的学习。
范佐伦认为在晚期语段中，有关孔子提倡学习《诗经》的最著名的一段是：“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对此，范佐伦分析认为，首先，孔子提出了《诗经》的四项功能。
兴，指的是通过恰当地引用《诗经》作为道德教育的素材来激起一种道德感。
其他三种功能与《左传》中诵《诗》的神话有关。
在这一神话中，诵《诗》可以坚定团结人们（群），表达失落与愤恨（怨），还可以观察说《诗》者的意图、性格与动机。
此外，学生还会学到“鸟兽草木之名”
，还可用以侍奉父母与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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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范氏分析了《诗经》身份在《论语》中发生演变的原因。
南方的管弦音乐以更繁复的节奏与旋律对北方节奏简单的打击乐形成了冲击，这导致原本作为《诗经》存在理由的音乐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诗经》只好作为言语文本而存在。
继而，《诗经》逐渐被作为优美措辞的集锦而广泛用于优雅的谈话中，或被作为言说志向的“前文本”
。
最后，迫于学派争鸣的压力，某一派的学说需要有稳定而权威的表述，《诗经》则恰恰可以作为这样一种学说的载体，因此《诗经》成为儒家研读的对象，并最终成为“强意义文本”
。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阐释学著作，有助于阅读传统《诗经》文本和了解各诗篇之意涵，而孔子诗论无疑为《诗经》创构出一个重要维度。
在此，范佐伦从历时性的视角出发，动态地揭示出孔子说《诗》的三阶段：一为复礼兴乐，一为应对辞令，一为教科书之用，较为全面地细致分析了《论语》中孔子论诗的内涵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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