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文学

一孔子文学思想研究(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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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的观念使音乐在个体生活中变得非常重要。

通过好的音乐,国君可以在百姓中培育出和谐与美德。

礼乐并用,有助于改造和完善人性。

故此,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音乐以其中立的、神奇的、与天地宇宙相系联的特质使人心归于太和。

由此可见,道森的论述又在一个更广的知识与思想论证的层面上支持了海伦娜·万的观点。

借此我们也能隐约地看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北美汉学界对孔子文学思想的研治或是以西方的标尺来加以截取,在方法论上有时会存在“以西解中”

的歧误;或是停留于“实用”

与“审美”

、“功利”

与“抒情”

的二元对峙,解释的尺度仍较为单一,以至于有时不能充分考虑到它的多重“混杂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新一代汉学家的出现,孔子文学思想受到更多的关注。

这或许意味着北美汉学界研究趣味的某种转向。

而在研究理念上,后继者同样有所推进,纠正了前期或“抒情”

或“实用”

的“过度概括”

之偏,由宏观上的定性转为对细部的多向度稽查,尤为注重在中国传统诗论语域中对孔子文学思想意蕴的深层探讨,以及新方法论的运用。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有范佐伦、柯马丁与孙广仁等人的研究。

二十余年来,美国学者陆续展开中国传统阐释学的研究,范佐伦的专著《诗与人格:中国传统中的阅读、注释和阐释学》可被视为其中的一部代表作。

范佐伦在该书中动态地梳理了《论语》中孔子论《诗》的三个阶段,并在具体分析《论语》中引《诗》、评《诗》的现象后,认为《论语》对《诗经》的评论如依时间为序可寻到一条清晰的线索,即将《诗经》依次视为音乐、修辞和学习的对象。

[16]

《论语》的早期语段视《诗经》为伴礼之乐,这比较典型地体现出孔子对早期传统的关注。

《论语·八佾》记载:三家者以《雍》彻。

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孟孙、叔孙、季孙三家是当时鲁国的权臣,操纵着整个国家的政权。

他们祭祖僭用周天子的祭礼,在祭祀祖庙以后,唱着《雍》这首天子祭祖时唱的歌撤出祭品。

在此,孔子强烈抗议《雍》在祭礼中的不恰当使用。

尽管他提到了《诗经》中的某些话,但是很明显,他的意图不在于阐释文本或表明《诗经》是教学资源。

孔子在此关注的是三家大夫在祭祖时奏《雍》之不合礼数。

还有一次是季氏在庭院中摆出八佾之舞,这些让孔子很是感伤。

对礼的关注还体现在《论语·子罕》中,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范佐伦认为,虽然孔子更为关心的是保留与维持周礼,但他也以一种“审美”

的方式欣赏《诗经》的音乐。

[17]例如,子曰:“《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

范氏认为在这里,孔子指的是《关雎》的音乐性而非语言内容。

原因有二,一是,《论语》中凡提到《诗经》某首诗歌的题目,所谈及的要么是《诗经》的音乐表演,要么是其音乐性。

例如,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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