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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研究视角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美汉学家对孔子文学思想的研治，在方法论上也颇有特别之处。
例如，普林斯顿大学柯马丁教授的“二重证据”
法，加拿大汉学家孙广仁对结构主义方法的运用。
柯马丁《新出土文献与中国早期诗学》一文探讨了新出土的《孔子诗论》（fucius’sDisoftheOdes）。
柯马丁运用“二重证据法”
，通过地下发现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的互相比勘释证，解析孔子论诗对“情感”
与“实用”
的兼顾。
新出土的上博简《孔子诗论》共29片，有一千多字。
柯马丁认为这一文献虽为断片但是意义重大，包含了《诗经》流传的最早文献证据以及对《诗经》的评价与讨论。
[19]柯马丁说，对《关雎》乃至整部《国风》的阐释起初有三家观点不同于《诗大序》。
刘安在《离骚传》中认为《国风》“好色而不**”
，《论语》中说“《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
。
这些观点代表了早期对《关雎》乃至《国风》的理解，即一方面指出了这些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另一方面又将这些诗作视为对情感泛滥的警示，努力在情欲与道德之间保持一种张力。
此外，韩诗、齐诗、鲁诗“三家”
也认为《关雎》直指好色，“好色伐性短年”
（tooureandshortenone’syears），最终会导致亡国。
柯马丁解释说，以上三种阐释均认为《关雎》旨在批评，而非如《诗大序》所谓的赞美后妃之德。
这三种对《关雎》的早期理解在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得到了支持与呼应。
[20]10号竹简说：“《关雎》以色喻于礼。”
11号竹简补充说：“《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
第12号竹简又反问道：“反内于礼，不亦能改乎？”
14号竹简最后补充说：“其四章则愉矣，以琴瑟之悦，嬉好色忨，以钟鼓之乐……”
柯马丁说，这种阐释不同于《诗大序》所谓的《关雎》美后妃之德，亦不同于依据现代标准将其视为妥帖而无害的婚歌。
[21]如此，通过“二重证据”
法，柯马丁发现，孔子论诗注重诗之本体，着重诗义在于“言志”
，在于人之情感，看重诗对人心灵的陶冶。
当诗本身涉及历史时，孔子便在真实的基础上，将具有审美意象的诗引向道德的理想境界，强调诗的政治教化作用是潜移默化的。
而从汉代开始的中国阐释学，以人格教化为中心，以史证《诗》，教条式地将儒学观念生硬地灌注进诗篇中，寻章摘句，牵强附会，严重抹杀了诗歌的文学特征与艺术感染力。
“而从出土的文献，如《孔子诗论》来讨论早期诗歌的不同接受与解读，借此可以再斟酌我们对这些早期诗作的构成、流传、解读和社会文化地位的基本假设。”
[22]
柯马丁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欧洲的学术里有相当强的语文学传统，德国尤其如此。
所以编出土文献方面的书，如果找美国学者，结果肯定不一样。
这是不同的学术传统带来的结果。”
[23]柯马丁作为德国人，深受欧洲汉学传统熏陶，他的早期中国文学研究以集中于语文学和历史学分析为标志，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最新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
而“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出现的比较文学学者和结构主义者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推动，反映了用西方的模式和思维范式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愿望”
[24]，身处北美汉学界的孙广仁，便是运用结构主义方法来解读孔子诗学的。
加拿大汉学家孙广仁是北美地区较有影响力的汉学家，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
他曾与另一位汉学家米列娜（MilenaDole?lová-Velingerová）合作，为《约翰霍普金斯文学理论与批评指南》（TheJohnsHopkieraryTheory&Criticism）撰写长篇词条，介述中国古代的小说和戏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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