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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他认为散见于《论语》的有关《诗经》的评论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论说，而非文学性的；而且，孔子纵容对《诗经》的有意曲解，以便用它来做道德标签。
芝加哥大学费维廉针对侯思孟对孔子实用主义文学观的诘难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侯氏对孔子的批评过于苛刻。
费氏说，孔子用前代的文化遗产以教育王公子弟，《诗经》对孔子而言不是缅怀过去的挽歌，而是其思想的当下言说以及施教的典籍。
中国古时有在社交场合引《诗》的传统，而孔子正生活在这一传统的没落期。
故此，侯氏批评孔子未将诗歌视为艺术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
[8]费氏进一步分析说，《论语》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是“文与质”
（cultivatednessandsubstance）的关系。
对孔子来说，“文”
本身绝不是目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同君子一样，必须文质彬彬。
孔子的思想对后来中国文学的主题，乃至历代批评家对文学风格与文学史的态度，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此次关于孔子文学思想之论争，焦点集中于审美抑或实用的问题。
陈世骧有意彰显孔子对诗歌情本体的关注，实为论证其所谓的中国不同于西方叙事传统的“抒情道统”
，援孔子为己张目。
侯思孟与陈世骧的观点恰相抵牾，以为孔子论诗乃纯粹实用主义的，称不上是文学批评。
可见，侯氏是以非功利化的审美标准作为文学批评的单一尺度的，以此考量孔子诗学当然有失公允。
相对于陈、侯较为情绪化的言说，费维廉的论说显得相对冷静与客观一些。
他结合中国春秋时期的历史语境，指出了孔子实用诗学的生成动因。
汉学界的这场“潜性论争”
似给我们诸多启示。
由于中国文论家身份、发展道路与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西方存在巨大差异，依据不同文学体系价值观对文学批评等问题的判读往往看法相异。
不同国家与民族研究者的交流与对话，并不一定能使各种看法趋向一致，而且也不应以一种价值观屈从于另一种价值观为代价来寻求这种统一。
但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如仅限于对孔子文学思想的研究，“实用论”
的界认显然是占上风的，海伦娜·万、雷蒙德·道森亦持此说。
海伦娜·万在博士论文《孔子的教育思想》中探讨了孔子的诗教观（poetryeduusicedu）。
孔子赋予诗歌以重要的教育功能。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在此，孔子指出诗歌是彼此交流的工具，是常识性知识的宝库，又是表达情感的渠道。
海伦娜·万认为在诗歌的所有功用中，孔子最为重视其情感教育功能，这表现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的提法中。
从中可见，诗歌可以使人的感受与情感得以适当的宣泄，使之趋于缓和并向合乎规范的方向发展。
[9]为保证诗歌给人以积极的影响，就必须审慎选择供阅读和欣赏的作品。
据说孔子删定《诗经》，并评价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havenotwistythoughts）”
。
在孔子看来，《诗经》具有道德教化的社会功能，有助于净化与唤起情感。
海伦娜·万指出，诗歌在孔子生活的时代有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功能。
《左传》中就有关于在外交场合赋诗酬酢以表达思想、体察他人动机的记载，这是一种重要而又微妙的交流方式。
这也就是孔子为何要敦促儿子伯鱼学习《诗》，“不学诗，无以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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