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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
或“激起”
，另一派把它当作专门术语（三种修辞手段之一）。
在前者中，有的认为“激发”
或“激起”
的对象是情感，有的认为是道德意向或情怀。
对此，刘氏认为，孔子意指为何几乎是无法确定的：若是前者，那么他对诗的认识，似乎有一部分是审美的；若是后者，那么他的看法就完全是实用的。
刘氏也不太赞成把“兴”
看作专门术语。
“观”
也有诸如“观风俗之兴衰”
“观政治之得失”
“自我观照”
“观民情”
“观宇宙万物”
以及“视所引之诗句以观其人”
等多种解释，不能很好地确定其准确含义。
[4]但总起来看，刘氏认为，就孔子的一般兴趣以及对诗的其他评论来看，很可能他所指的是对一个人的观察具有实际帮助者（不论是关于社会道德和习俗，或关于个人的品格），而不是自我观照或观照宇宙的手段。
对于“群”
，刘氏认为其字面意义是“群众”
或“群体”
，在此可能是指作为社交成就的优雅谈吐。
这一解释，得到前面所引“不学诗，无以言”
这句话的支持。
刘氏指出，这个字被赋予道德家的解释：“群居相切磋”
。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形，孔子主要关心的仍然是实用层面。
[5]“怨”
，刘氏认为孔子所意指的可能是：一个人可以借着“吟咏”
适当的诗句而消除怨情，然则位于底层的诗观可以说部分是审美的（就着重诗的立即感情效果而言），部分是实用的（就具有实用目的之观点而言）。
总之，刘若愚认为孔子的文学观念主要还是实用性的；当然孔子也注意到了文学的情感效果和审美特质，但这些对他而言，是次于文学的道德和社会功用的。
若以对孔子一般思想的研究来看，将其文学思想归纳为一种实用诗学，并未有什么新颖之处。
但如果考虑到北美汉学界长期以来受英美新批评影响，而偏向于注重中国诗学的超功利与审美特征，那么对这一模式特征的观瞩与阐明，也有某种纠偏的作用。
颇值一提的是，围绕孔子的诗学观，海外汉学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形成“潜性论争”
的局面。
华裔汉学家陈世骧在1971年为“美国亚洲学会年会比较文学组”
所作的开幕发言《中国的抒情传统》中，曾提及孔子谈诗的可兴、可怨、可观、可群。
他认为：“对于仲尼而言，诗的目的在于‘言志’，在于倾吐心中的渴望、意念或抱负。
所以仲尼着重的是情的流露。”
[6]而以英文写作的法国汉学家侯思孟（DonaldHolzman）却否认了孔子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地位，认为孔子没有视文学为审美经验，而是注重文学实用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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