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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写[203]）。
从传播的视野上看，帝国的实践便常常依赖于这种文本的循环，使得权威自身能够在这组文本转换的线路上获得授权，并借此造成一种“文本整体性”
的效果。
以同样的逻辑推断，汉代的“士”
阶层虽然也可看作由社会地位构成，并且是文本书写的主体，但是由于他们对文本官僚政体的隶属，因此还是更适合将之看作文本政体（textualregime）的一种“效果”
（effect）。
[204]如此一来，在过去的文学研究中流行的所谓社会与政治对主体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张，便由于插入了一个新的中介而发生了程序上的偏转，即更偏向于被认为是文本的权威（及生产这些文本的机制）构建出了作者所谓的主体性。
与之相关，康奈利也会不断强调：“文本性并不是一个表征社会的工具，它自身便是表征的权威。”
[205]因此有必要超越传统认为的“它是那样”
的解释，而取向一种“去自然化”
的解释。
上述学者聚焦的这一“权威”
论题，还将在这一时期有关书写的其他研究中被不断触及。
这些研究自然依托于丰富的史料，所涉议题也不限于以上的简短绍述。
但在这些颇富新见，并且也将有重大开拓意义的阐述中，也存在一些无论是学理上还是实证上均难以牢固立足的纰漏。
康奈利与陆威仪的相通点，在于不管他们曾经有过多少补充性的说明，均很明显地将“早期中国”
做“整体抽象主义”
（totalizingabstras）的架构，也就是从一种被整体打造过的理论假设出发去拢聚史实，并最终获取一种自我循环式的结论。
[206]就此而言，也可以将此类研究看作后理论驱动下的一种结构主义尝试，或后殖民批评语境下所做的另类东方主义的冒险。
[207]此外，还有一些问题也需提出来辨明，即所谓的“文本帝国”
的提法，也就是将文本看作权威建构的几乎是最为重要的介质。
尽管，两汉时期留存的文本数量较大，与其他古老的文明的“废墟”
性相比，中华文明依然有赖于它的“文本”
性而始终能够保持历史记忆的延续性。
[208]但是这些文本的实际流动状况，以至于与影响权力塑形的作用，并非如上已述。
这是因为，在纸张尚未发明，并主要是以竹木简为书写的物质前提的情况下，备份（尤其是大的备份）的制作必然是十分困难的。
同时，大量首次书写而成的文本更是仅为皇室或官方据有，或仅滞留在少数私人的手中，无法成为广泛传播的读本。
就目前所能发现的两汉时期的版本来看，许多的文本往往也只是留下了一个或数个备份，而且多为后人重新录制。
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为此，我们应再次重视口述语言在信息传递以及政治构型中的特殊意义，以免过度放大书写的功能。
[209]
2.注释学研究
除了上述情况以外，另有几种与书写相关的研究也颇值关注，其一便是对“注释体”
（注疏体，entary，exegesis）注释学的研究。
注释学在当代频获学界青睐，当然首先与解释学，特别是解构主义提供的新的解码理论有关，由此成为一种甚为迷人的视角，并出现了“中国解释学”
这样一种提法。
而注释学之所以能置于书写的范畴之下，是因为它与其他书写活动一样均基于同一种介质，甚至于往往被嵌入正本书写之内，并一般会被看作正文书写的附属品，因此也类同于“副文本”
的概念。
过去对注释的研究多偏重于论证其与正本之间的从属关系，因此也不甚将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类看待，而新的研究则更多地有意识地发现其与正文之间的缝隙与驳离，以及如何以另类书写的方式移动经典的意义，由此而大大地增强了该文类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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