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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察。
通过对诸文本及其用义与功能的探索，人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书写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作用，便是在文本中创造出一个“平行的现实”
，并声称这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195]随着秦汉时期国家统一，在“前帝制时期”
被普遍信赖的征战原则与思想独立传统均遭到明显的削弱，书写上的一致性至汉武帝时期达到了巅峰。
从书写者身份位置的替换看，此时出现了一种兼具官僚与教师双重身份的，同时也为体制所收编的新一代精英。
一方面因为经济上的依附，另一方面也多少出于内心的真诚，“国家”
成为他们进行文本书写的最为权威与卓著的样式，而学术性的书写也开始沦为制造财富与名望的机器。
陆威仪的研究涉及多种文类，如行政文献、诗赋杂文、哲学论著、史学著述、政治散论、历法舆图、百科全书等，而这些也都可以用泛义的“文学”
或“文学文化”
的概念加以括述。
[196]这一共名当然有独特的意义，除了含有对传统的有关“文学”
的概念的重新调用之外，更在于就作者看来，这些文类尽管体例不一，然而却通过书写（“去自然化”
），共同为构制出一个史无前例、包罗万象并跨越多个世纪的“世界帝国”
提供了想象性认知。
同时，这也是一种反事实性的模式。
[197]陆威仪最后还引用了博尔赫斯小说中关于“Uqbar”
的描绘来说明他的寄意，即汉代书写所建构的这段历史，就像在一部冒名的百科全书中才能查阅到的虚幻之地“乌克巴尔”
一样，不过是一个假想性的“文本之梦”
。
[198]陆威仪的论说也隐在地涉及对文学与史学两种传统设定的书写边界的质疑，因此也与其他学者在另一分支话题上所展开的问题串联到一起。
很显然，后一方面的讨论在北美汉学界一直也是很活跃的。
[199]另如史嘉柏（DaivdSchaberg）在其所撰的《模式化的过去：早期中国历史编纂学中的形式与思想》（APatter：FormandThoughtinEarlyeseHistraphy，2001）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也阐述了类似的看法，并对早年在抒情传统研究中提出的直呈式结论进行了质疑。
[200]
康奈利的著作，聚思于一种政治表象的构建方式，不仅涉及对西方当代书写史文本史研究多种著述的评价，更涉及对多种后理论资源的借鉴。
书名中措出的“权威”
一语，按其所述，大致类似于“霸权”
（霍尔）、“权力”
（福柯）的概念，也可与“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的概念相互替指[201]，甚至也可用“主体性”
的概念附述之。
而作者也是怀有这种高度的理论意识谋划自己的著作的，故比之于陆威仪一书，会更多地在叙述中凸显被有意强化了的文论色彩。
康奈利的研究同样集中在秦汉书写方式转型的问题上，然仍与陆威仪主要从国家权力变更、政治身份移位的角度考察这一转型有所不同，康奈利更倾向于将文本书写看作帝国权威构成的一个逆向性的动因。
关于这点，著者认为可从多个角度加以论证。
首要的当然是作为书写介质的统一化。
例如，现在所说的“文言文”
（literarySinitic）便是秦汉帝国文化一体化政治的产物之一，除了字形以外，文言文也包含一整套词汇、句法、文类（子类）等的规范性习则。
很显然，文言文的词语并不是与体验所试图表达的对象相应的，然而其书写规则却预先提示了表达的内容，因而带有法典性与强制性的效果。
[202]尽管秦汉在大一统的威权格局中也保留了自战国时期延续而来的地方传统的多样性，比如存在各种口语与方言，但是在书写语言之中，目前唯一被发现使用的却仅仅是文言文。
其次是汉代出现了为官方意志所主导的，同时也是高度发达的编辑系统，以致我们能够看到在对经典的构造与意义转化的背后，实际上会存在一套特定的叙述法则与特殊的意识形态，以权威的方式指导着其他各种书写活动（比如“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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