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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同时，尽管直接面对的仍然是“文本”
，但一些新的研究却注入了“再次书写”
的意识，与书写史的研究产生了微妙或难以割舍的关联。
在一个宽泛的区域内，叶维廉等人的研究也可归入此中[210]，并相应地会对同一话题下的其他研究有所影响。
而具体地落实到“注释”
这一环节，北美汉学界中较早的研究可溯自余宝琳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的《中国诗歌传统的意象解读》一书。
20世纪90年代，又出现了范佐伦（StevenVanZoeren）的《诗与人格：中国传统中的阅读、注释与阐释学》（Poetryay：Reading，Exegesis，aiTraditionala，1991）、韩德森（JohnB.Henderson）的《经文、正典和注释》（Scripture，mentary：AparisonofaernExegesis，1991），以及苏源熙的《中国美学问题》（TheProblemofaeseAesthetic，1993）等著作。
世纪之交出现了韩大伟（DavidB.Honey）所著的《顶礼膜拜：汉学先驱与古典汉语文献学的发展》（IheAltar：PiSinologistsaofClassiesePhilology，2001），周启荣等编纂的旨在从长时期的历史阶段阐述经典注释流动性的《想象的分界：变动中的儒家教义、文本与阐释学》（ImaginingBingDoes，Text，aics）[211]，涂经诒主编的从西方阐释学角度出发处理儒释道等经典解释的论文集《经典与解释：中国文化中的阐释学传统》（ClassiterpretatioicTraditionsiure）[212]，余宝琳等编辑的试图参与对几种古典文本解读与注释的《文词之路：早期中国阅读文本的书写》（abTextsfromEealya）[213]等，其后的研究则更有细化与扩大化的趋势。
[214]
从方法论视野看，余宝琳早先的著作还仅涉及对一些注释（《毛诗》的序注）的研究，也尚未涉足更新的理论视野。
范佐伦的著作则明确提出，要用阐释学这一源自西方的文论概念与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的注释学，但又认为其所定义的阐释学不同于西方早期至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阐释理论，这也是由中国阐释学（或“经学”
，“Classicsstudies”
）自有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后者的核心是将“经典”
视为一种具有普遍性和终极意义的权威性文本，其解读的目的是内化地造就与经籍意义相一致的人格。
以《诗经》解释学为例（尤其是毛诗学派的注释），解经学的宗旨即体现在“诗言志”
这一核心表述上。
具体而言，“志”
是一个固定在文本中的，并且单一与不变的中心意义，但对它的解释又是丰富的，会随社会场景的变动而发生变化。
[215]以此来看，虽然也需要关注意义的变动，然而从中国注经学中呈现出的理论方式看，其又与“解构理论”
（destructivetheories）的旨向似无甚关联。
韩德森的著作处理的是儒家经籍中正典与注释的关系，尤其偏重于“注释是如何面向经典的”
[216]这一问题，特别是它们制造了什么样的假设，以及是怎样处理与经典文本所存在的冲突与矛盾等成分的。
为了更有说服力地讨论这一问题，韩德森选取了中国儒家以外，印度吠檀多、犹太教、基督教（《圣经》）、希腊（《荷马史诗》）与伊斯兰教五个不同的正典与注释传统加以比较，认为其间存在共同的基本假设与诠释策略，同时又因这些假设与策略存在应用方式上的差异而有分岔。
[217]在他看来，尽管注释会与原典存在意义上的通达，但是几乎所有的注释又都会基于一种假设而介入对经典的读解中，必然造成与经典含义之间的某种剥离，而这也将是我们重新研究儒家经典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218]从上可见，韩德森的研究显然已经比范佐伦更递进了一步，即更强调注释学所带来的对原初经典的解构性功效。
既然注释活动是一种再书写，那么意义的延异便会发生在文本间的传递与交接之处，从而使原典的确定性无法着落。
这与此期在手抄本文化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也较为相似。
而韩德森这种以全球史视野为坐标，从而对多种文明注释传统进行比较研究的方式，后来在韩大伟那里又有了结合汉学史经历所做的更为绵密的展开。
[219]这无疑也将是未来汉学研究与比较文论中的一种颇值得借鉴的路径。
苏源熙《中国美学问题》设定了一些明确的论辩对象，首先集中在对20世纪90年代之前余宝琳、宇文所安等人对中西文论二元差异（真实与虚构、模仿与非模仿）的固化性解释上，并通过对“隐寓”
（allegory）这一概念的辨析，建立起了一种新的跨文化理解的模式。
苏源熙选取的主要文本是毛诗的评注（诗序与注释），并在一开始就表明其思路中携入了保罗·德曼、雅克·德里达与杰弗里·哈特曼等解构主义大师的深刻影响。
他不是沿过去学者的旧径，即总是试图通过寻找各种文本论据以求得一个真实与自然的“中国”
，而是有意地避开对真实性的质询，去发现在那些文本书写过程中所使用的修辞手法与若隐若现的修辞策略，以及它们如何决定了后来的人们对原典的理解。
在苏源熙看来，相对一个“自然”
存在的文本的观念，我们毋宁将这些评注视为用“非自然”
的方式改变语义的“操作”
（work）[220]，也就是通过人为的诠释置换原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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