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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播理论的援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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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子媒介诞生与普及之前，传统的文本传播方式主要是依赖纸本，或更早的简帛、金石刻本等介质进行的，至于落实到生产与接受等环节，又可具体分解为抄写（刻录）、出版（编辑与印刷等）、流通、阅读等活动单元。
在过去的文学研究中，因为主要采用的是带有某种封闭性的文本分析的方法，因此对其他诸环节的作用大体是忽略不计的。
过去中外学界也有中国版本学、印刷术等的研究，并将之看作独立的学科分支。
但是传统的版本学研究注重的是版本的样式、文字的准确性等书面要素，并未将之置于生产、流通及与社会互动的流程中加以考察。
对中国印刷术的研究在英语国家汉学界也续有其人，比如早期美国汉学家卡特（ThomasFrancisCarter）所撰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IiinditsSpreadWestward）[156]，就是第一部系统考察该领域的专著，在国际学界影响甚大。
其后，专治中国印刷术并成就突出的有钱存训（TsienTsuen-hsuin）等。
钱氏不仅受邀为李约瑟（JosephNeedham）主编的《中国科技史》撰写了有关造纸与印刷术的一章，而且也出版了大量有关于此的著述。
更后一些的杜希德（De，崔瑞德）等人的研究，则同样显示出在实证意识指导下的某种努力。
[157]这些研究多倾向于将印刷史仅视为一种物质技术上的表现，而未将之置于更大的传播文化的语境中加以考量。
[158]
从传播的角度介入中国各种传统文本、书籍、图版等制作与流传的研究，大约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
这首先与媒介的进展、传播对当代社会生活及全球信息流通等产生的巨大影响有关。
与之接应，随着新的传播理论的兴起，学界对各种文化与文本制品的认识开始改变。
尽管从不同视角出发而展开的传播研究所选择的立足点与切入侧面有所区别，但大体上均会认同整体“循环”
（circuit）系统对文本的影响这一看法，即文本不再被看作孤立的现象，而是在传播的循环系统中产生与构造其意义，或使意义发生某种移位，因此有必要从传播的过程重新考察认定文本及其意义的生成状况。
鉴于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将媒介视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不仅将循环论有力地纳入自己的研究系统[159]，而且也提供了一整套将“文化”
与“社会”
相结合的分析模式，并能够将对传播技术、图书贸易市场、大众消费、阅读反馈等的考察作为分析文化变迁的一个补充性或对话性视角，因而在20世纪下半叶的传播与媒介研究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备受学界的青睐。
而其也与20世纪70年代后在法国及美国等地相继出现的阅读史、书籍史、印刷史研究一起，共同推动着这一思潮的蔓延。
[160]
就英语国家的汉学研究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受到传播理论与“文化转向”
的启发，其关注点有了新的调整，所涉包括跨国文本的流通与对中国历史上文化传播现象的研究。
[161]以后者为例，包筠雅（thiaJoanneBrokaw）、魏爱莲、贾晋珠（LucilleChia）、周启荣（Kai-wingChow）、苏珊·切尔尼雅克（Susaniack）等人，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投身于中土文本与书籍的传播史研究。
1996年，美国《明清研究》（LateImperiala，又有其他称名）杂志设立的特刊“晚期中华帝国的出版与印刷文化”
（PublishiLateImperiala）收入了罗杰·夏蒂埃（RogerChartier）、贾晋珠、包筠雅、卜正民（TimothyBrook）、周启荣、白恺思（eM.Bell）撰写的6篇文章[162]，可看作北美汉学家引入新的视角，并借助集体的力量来推动传播学研究的起锚之举。
1998年，包筠雅牵头举办了一次以出版传播为主题的会议。
许多与这一议题研究相关的学者都参与其内，进一步推动了该领域的进展（稍有遗憾的是，这次会议的论文集直到2005年才正式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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