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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别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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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概念上看，性别研究（Geudies）尽管比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Criticism）所指要广一些，但由于使用上的习惯，常常也多以后者指称前者，或两者替换使用，从更为抽象的角度入手的相关论述，可称为“性别理论”
（Geheory）。
在汉学研究范围内，另一个相关的名称“妇女研究”
（WomenStudies），虽然也受到一些学者（尤其是历史学专家）的推荐，企图以示研究的客观性，但由于后期这方面的研究多受20世纪下半叶以来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从而显示出明显的话语构建特征，因此仍可将之归至女性主义或性别研究的范畴中。
[134]从西方学术，尤其是英美学术的总体走势来看，作为一种框架性的描述，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至少发生过三次女性主义浪潮，因此尚不能将所谓的女性主义都限定在文化研究的范围内来确认。
但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也对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影响甚大，以至于其在性别维度上的研究也常被视为文化研究三个主要向度之一，笼统地归入后者的话语体系之中。
如此看来，至少，对英语世界汉学领域中的女性主义研究的定位有可能出现两种分类，即既可将之看作一种独立的研究，又可将之设置为广义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
这种新型的女性主义研究在汉学界的兴起，似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则已在理念上渐趋成熟与相对定型。
像后来对美英汉学界中国传统女性研究产生示范性影响的一些学者，如伊沛霞（PatriciaEbrey）、费侠莉（CharlotteFurth）、高彦颐（DorothyKo）、曼素恩（SusanMann）、白馥兰（FrancescaBray）、孙康宜等人的初期著作差不多都在这一时期陆续问世。
毫无疑问，这批学者对中国传统女性群体的研究有各自关注的领域，涉及社会史、医学史、家庭史、风尚史、文学史、身体史等多个方面，并表现出了多学科交叉的特点。
与之同时，虽然在一些认识上存在若干分歧，但是她们的研究又都传递出了一些相对一致的观念，呈示出向后知识批评转向的比较强烈的自觉意识。
[135]大致而言，一是表现出对普遍性话语的不满，试图从对中国传统女性的研究入手，提供一幅与西方女性世界有很大区别的多样化图幅，以证明文化生态的多样性。
二是在比较充分地兼顾对自然、经济与政治等复杂因素的考察的同时，将“文化”
对性别与身体的建构作用置于观察与分析的核心。
[136]她们也都采用了女性主义文化研究所普遍使用的，带有话语因变量属性的“社会性别”
（gender）概念，来整合与操作自己的研究理路。
[137]三是从研究的效果上看，将性别问题置于中国传统语境中，可以得出若干重要的结论：一是从宇宙论角度发现的男女同体，及与之承应的从社会论角度发现的男女伴侣模式[138]；二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女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并非全然属于过去所认为的“受虐”
的对象，而且也是具有某种主体的“能动性”
（agency），或话语协商与微部抵抗能力的群体。
[139]由于女性被看作既生活在男性话语所规定的秩序中，同时又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参与历史的建构，因此，通过凸显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构成作用（尤其是明清时期），也将改写一种由男性视角所完全主导的中国史的整体面貌。
无论以上著作的研究对象是否直接与文学表征有关，它们提出的这些基本理念均具标杆性的意义，并对此后性别史研究的展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偏向于从女性主义话语角度切入文学研究，并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高彦颐、魏爱莲（EllenWidmer）、孙康宜、曼素恩、李惠仪（Wai-yeeLi）、马克梦（KeithM）等。
随着一批新的成果的发表，及新的研究观念在相互切磋的管道之间的快速流动，一些组合性的运作也开始出现，并有力地推动了这一领域中思想的聚合与扩散。
1993年，以魏爱莲与孙康宜为首的学者，在耶鲁大学召开了“中国明清时期的妇女与文学研究会议”
（WomeureinMing-Qingace），会议的论文后在1997年结集为《中华帝国晚期的女性书写》（WritieImperiala）[140]正式出版。
如果说这次会议涉及的人群面还比较广的话，那么在2006年于哈佛大学举办，由方秀洁（Grag）、魏爱莲发起的题为“由现代视角看传统中国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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