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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enThroughaModernLens）的学术会议，则将视角集中在对闺秀文集的研究上，偏向于对文本的文化研究。
与之同时，学者们也开始注重对女性书写材料的搜集与编选，孙康宜还特意为此撰写了《明清女诗人选集及其采辑策略》（Ming-QingAnthologiesofWomeheirSeleStrategies，1992）一文，较为全面地梳理了以明清女诗人为主的各种编集，其后又与苏源熙合编了《中国历代女诗人选集》（WomeraditionlAnthologyofPoetryandCriticism）[141]一书。
这些搜集与整理的范围逐年扩大，已相当周全，也包括了那些从“男性的凝视”
出发进行记录与整理的女性素材。
在后期则又出现了伊维德（WiltIdema）与管佩达（BeataGrant）主编的有关女性书写的《彤管：中华帝国的书写女性》（TheRedBrush：WritingWomenofImperiala，2004），收录范围超出了此前美国汉学界集中关注的女性诗词，而扩展至女性的散文作品、故事、书信、戏剧、弹词、宗教文献等多种材料，并提供了史传性解释与评注，试图借此展示更为多样化的女性生存与书写的面貌。
[142]此外，近年为季家珍（JoanJudge）等主编的《超越楷模：重读中国女性传记》（Beyoales：Women’sBiographyiory）[143]，收录了曼素恩、贺萧（GailHershatter）等十几位美国汉学家对女性传记的发掘成果，包括对烈女贤媛、碑铭小说、史外遗本，口述历史等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也有特殊的意义。
女性书写史料的大规模开发，不仅为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帮助，而且通过建立一种新的叙述谱系，对过去公认的所谓“经典”
范畴提出了挑战，使得长期处于哑声状态的“边缘性”
书写被重新纳入文学研究的中心。
[144]
在这些史料的开掘中，大量与女性书写相关的文论得以浮现，并受到关注。
例如，孙康宜与苏源熙合编的《中国历代女诗人选集》，就包含“诗”
与“批评”
两大部分，批评部分又分疏出“女性批评家与诗人”
的评论与“男性批评家与诗人”
的评论，大约占140页的篇幅。
[145]孙氏早期所撰《明清女诗人选集及其采辑策略》一文也很注重相关的评论。
在介绍各种女性结集时，几乎在每条之下，她均会不失时机地摘引出附于书中的序言、评注等，以此标示、印证选家的编辑理念。
在介述《众香词》时，孙康宜引用了吴绮序言中用“女性特质”
来解释词的文类特征的言说，认为这也是女性更偏爱于词作，及能够写出好词的主要原因。
在介绍钟惺选辑的《名媛诗归》时，孙康宜不仅有意提示该书对每首诗都有短评，更指出钟惺所撰的序言当为明代男性学者对女性作品认识的最佳范例。
当然，源于女性的诸种评论也同样值得关注，因为“她们在序跋中所展示的大量引文及诠释无异为一种提升女性书写的‘自我铭刻’（self-ins）”
[146]。
茂林·罗伯森（Maureeson）所撰《变换主体：序言与诗中的性别与自我铭记》（gtheSubjederandSelf-InsinAuthors’PrefadshiPoetry）[147]一文，即对这一主题做了深入的阐释。
与之相随，各种相关的文论概念也被重新提取出来并获得了阐述。
其中，“情”
的概念最为引人瞩目。
高彦颐即在《闺墅师》一书中设有专节，讨论“情”
在中晚明文论中形成的过程，及这一概念是如何在男性的带动下贯穿到女性文学批评中去的，也包括男女在感受与评述“情”
的含义时出现的一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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