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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变期：文化研究等的间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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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英美国家，尤其是北美的汉学研究又出现了一重嬗变。
诚如华裔汉学家李峰（LiFeng）所述：“当我们回顾过去这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一个与80年代甚至90年代早期截然不同的学术环境之中。”
[128]概而论之，至少有几个方面的思想，即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新文化史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等对汉学研究的递相羼入，使范型的转型成为可能，由此使英美汉学与作为更大背景的国际知识与理论格局在新一轮的转换中紧密地勾连在了一起。
有关于此，许多学者都做过解说。
比如孙康宜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提到西方“十多年来文学批评界虽走过了‘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乃至今日的‘新历史主义’”
[129]。
当然，这种风气影响到汉学研究还是要晚一些，并有一个渐次加强的过渡。
尽管以上提及的数种潮流仍有自身独立行进的走向与影响的范围，不可概而论之，但相对于其他思潮，文化研究对学科改造的重要性，以及其汇聚各种思潮的能力尤显突出。
1993年，在美国的比较文学界，由伯恩海默（CharlesBernheimer）执笔的学会报告即已提出，随着国际学术已然发生的重大转型，比较文学应当顺应时势，积极汲用文化研究的成果，在研究中加大对多元文化、政治、性别、阶级、种族、文化传播等维度的考量。
[130]其报告不仅传递出了对近期研究趋势的敏锐反应，也宣示了一种朝向未来的研究姿态。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提出用文化研究等改造汉学的呼声可谓不绝如缕，成为学术界振聋发聩的强音。
华裔学者王庚武（GungwuWang）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了《范式转型与亚洲观点：对研究与教学的影响》（ShiftingParadigmsandAsiaives：ImpliforReseardTeag）[131]一文，从大的视角上归纳出了当前影响亚洲学研究的六种西方输入式模式，其中几种便属文化研究范畴。
以研究现代文学擅长的学者李欧梵（LeoOu-fanLee）也在其著述中多次述及文化研究对美国汉学的影响，如在《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一书中设专节论述文化史与文化研究，在《未完成的现代性》一书中设专节讨论“文化研究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
。
[132]当然，“文化研究”
在精确的意义上，也有相对确定的意义边界，及与另一近邻概念“文化理论”
之间于叠合关系中存在固有沟隙，与稍后出现的新文化史、新历史主义也不尽相同。
因此，我们在面对具体的研究时，也应当分疏不同模式与方法各自所属的脉理。
然在不甚计较的表述中（学界也常如此），似也可权且将之视为一个融会了各种后学科思想，并以对“文化”
的分析为核心目标的概念统称，或如学界经常概述的，将这一总的趋势称作一种“文化转向”
。
正是在这一新的理论视野的导引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在传统文学与文学批评研究的领域中，那些曾经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活跃的学者差不多至20世纪90年代，已自觉地进行研究方位的调整。
与之同时，新一代的学者也以不同寻常的姿态涌至汉学研究的前台，一同改写着汉学研究的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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