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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文学研究除了关注新的研究理论及方法以外，在学科的定位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一方面是跨学科的研究成为一种常态，另一方面是文论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界限已日趋模糊。
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多偏向于从一些问题或话题的角度切入研究，或以“文化”
的观念统合自己的研究，从而将一些文学事实与判断等包含其中，而不是过于计较何为批评、何为创作，在这些界义上做谨小慎微的防御，尤其是放弃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以一种具有高度抽象性的“中国文学理论”
的概念俯视与框构研究的思路。
这种学术策略上发生的重大变化，使得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之间的界限，文化与文学的界限变得更为模糊。
尽管习惯上所称的“文论研究”
仍有旧迹可循，但从者寥寥。
在更多的情况下，即如果还可将之作为一种学术经验加以描述的话，大约可指两种情况。
一是那种内在地带有某种明显的文化理论倾向，并指向“文学”
，甚至是更泛化的“文本”
的研究。
这已不同于过去那种直接面向批评性话语史料的研究，而是在对特定话题的阐述中，通过新理论的援入使“文论”
再次“赋形”
。
或如苏源熙所述，是“从历史文献中抽绎出文学理论”
[133]。
二是在重新设立的话题框架下（这个话题框架多会超出文学的范畴），将固有的批评性话语史料作为“例证”
纳入其间。
如此一来，原有的文论也就很难被视为具有独立学科属性的素材，而是成为多种论证材料中的一种。
与之相应，由于受到新话题的牵引与调动，许多过去长期淹埋在文档深处，同时又处于更为泛化状态的批评性（评论性）话语史料，也就大量地被发掘出来了。
鉴于英美汉学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这一重大转向在目前仍处于进行时态，而且也鲜有学者做过系统的梳理，因此也给我们在学术史层面上的把握带来了较大的困难，不可能对之做出面面俱到的介述与分析。
下文作为尝试性的探索，从中选择并勾勒了几种比较显明的话题模式，以示对这种转型的一种确认。
同时，根据“泛文论”
倾向的出现及其特点，这些话题的选择也自然会超出那种传统意义上严格规范的学科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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