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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等，观察中国传统小说，但在另一方面仍然无法泯除二者本有的重大差异。
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表述，西方的叙事始终是与“模仿”
的概念密切相关的，由此而将“虚构”
看作叙事活动中的核心要素，并影响到近代以来的西方小说及其理论（如弗莱）。
但是在中国叙事与相关的批评活动中，对历史的重视却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任何对中国叙事属性的理论探索，都必须在出发点上便承认历史编纂学（histraphy），也就是在总体的文化总量中‘历史主义’的巨大重要性。
事实上，怎样去界义中国文学中的叙事概念，可以归结为在中国的传统文明之中，是否的确存在两种主要的形式——历史编纂学与小说——的内在通约性”
[119]。
从评注学上来看，不仅那些为明清时期评者（如金圣叹）所选评的文本混含了两种文类，而且传统的各种目录归类，如“四部”
的系统，均可以轻松地穿越小说与历史的界限，在分类学上形成广泛的交切。
[120]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在中国的语境中，虚构与真实两大概念并无十分明确的类型界限，小说描写脱离对历史的依附并引入以个人为中心的叙事，则是比较后来的事。
关于中西叙事的这一根源性区别，也可借助西方文论史上十分关键的一个概念，即“隐寓”
来试测之。
在浦安迪看来，“我们在西方的语境中谈论隐寓，意指双层文学世界的创造（即对本体论二元宇宙的模仿）。
它们是通过将叙事的想象与行为（作者的小说）投射到假象的结构模式层面来实现的”
[121]。
然而，如果将这一概念置于对中国小说的考察中，则显然是不合适的，有张冠李戴之嫌。
与浦安迪同期，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马幼垣、倪豪士、余国藩等人也从一些不同的方面入手，探讨了中国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对此话题有进一步的开拓。
[122]与之同时，王靖宇与倪豪士等人则以史学文献为据，论证了人们心目中所谓的中国“历史编纂学”
，其实也与小说一样带有明显的“制作”
或“虚构”
的成分[123]，试图用此证明中西叙事之间存在的异同。
这固然也与受到美国学者海登·怀特（HaydenWhite）“元历史”
理论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两位学者也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了怀特的论述作为对上述观点的佐证。
20世纪90年代之后，新生代华裔汉学家鲁晓鹏（SheldonHsiao-pengLu）出版了《从史实性到虚构性：中国叙事诗学》（FromHistoricitytoFiality：TheesePoetiarrative）[124]，大约依照浦安迪早期的论述线索，在中西话语比较的前提下，全面深入地阐释了中国叙事学话语构成的历史特征，即对主导性的历史阐释模式的高度依附，及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并认为这也是中国叙事学有别于亚里士多德所开辟的西方叙事学的关键所在。
鲁晓鹏认为，这种强势性历史主义观念在小说创作中的松动，大致可追溯至唐传奇的出现。
但是一种独立的小说批评话语的出现，则还是都要等到明清时期。
这一路径展示出中国叙事话语从对史实依赖过渡到了对“虚构性”
偏爱的历史进程。
鲁晓鹏之后，在北美汉学界，对这一话题的讨论仍嗣有余响[125]，从而也证明了以上问题的提出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会在中西叙事学比较的系谱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
对上述五个议题的介述，尽管尚不能涵盖第二时期英美地区文论研究的全貌，比如支脉稍小一些的现象学文论、道家文论研究等，因受篇幅限制未加以描述，然也勾勒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从中，我们可以见到这一时期文论研究关注的重心，及与其他地区文论研究在思考模式上的差异。
而戏剧理论、散文理论等，在本期研究中则处于比较疲弱的状态。
[126]由于海外的汉学研究并非按照严密的计划或规划来组织的，学者个人的兴趣与小范围内形成的一些氛围都会决定话题的生产的特征，加之汉学研究人员的不足，不可能要求其在所有方面都能有所贡献，为我们提供富有启发性的成果。
总起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比之上一阶段的汉学，有几个明显的观念与方法上的特点可以提炼出来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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