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梧桐文学】地址：https://www.wtwx.net
中国学者关注的是诗歌的现实价值，而非西方学者心目中的形而上真理。
[113]就此而言，虽然余宝琳采用的是一种情感论论证路向，但结论却与宇文所安大体一致，可谓殊途而同归。
由上可知，宇文所安与余宝琳的比较模式已有别于刘若愚，即基本上放弃了从类同的角度阐述中西的假说，而将差异论置于问题考察的中心。
这也意味着，他们会从一个相对简化的，也就是归一论的逻辑上，展开中西诗学之间的对比，从一种基于某种“支配性论断”
的差异出发来推衍出其他一些差异。
从同构论转向差异论，与论者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有关，同时也是这一时期的汉学，包括比较哲学、比较史学等研究所达成的一种共识。
柯文（PaulA.）在20世纪70年代已提出“中国中心观”
及“内部取向”
的概念，而以中国互系式一元论相较于西方主客二元论的对说方式，也出现在安乐哲（RogerT.Ames）、郝大维（DavidL.Hall）等人更一般性的讨论中。
[114]从学理的角度看，虽然以西解中的方式在汉学家处几乎难以避免，然而从一种趋势上看，由于差异论强调了不同文化在接触之前的自生长状态、固有的整体不可分割性、价值的不可参比性等，由此将尊重“语境”
的理念引入新的研究之中[115]，并为此转换了以潜在的时间性与价值的可对比性尺度来比附不同地域文化特征，及以文化之优劣的观念作为评估、选汰文学经验的前现代视角。
欧阳祯（Eugeneg）在后来所撰的《诗学中的两极模式》（Pmsiics）[116]一文中，也对此做了某些阐述，可视为对差异论思潮所做的主动接应。
在叙事学研究的领域中，于19世纪初即已始研究中国小说的德庇时便携有一些比较的思路。
20世纪中期以后，一些汉学家，如毕晓普、夏志清等人，往往偏向于从一些西方的理念出发对比中西小说，并对中国小说取贬抑的态度。
[117]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英语世界对中西叙事比较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学者们的论述涉及对中西有关“叙事”
与“小说”
的定义、批评的方法等的比较。
但最具影响力的仍是关于中西小说话语在“虚构”
（与“写实”
）问题上有何异同的探讨。
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形成了与这一时期诗学研究在话题上的某种呼应。
稍早，韩南20世纪60年代所撰《中国早期短篇小说：一种批评理论概观》一文，已将中国的白话小说与意大利、西班牙早期的短篇小说进行了平行对比，认为两者看似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十日谈》也有说话人的“入话”
与开场白、情节类似等，但意大利故事很少像中国小说那样指出特定的时间、地点，确定人物的姓氏、身份等。
[118]这其实也是一个有关小说是否依据真实性，或有所参照的历史根据的问题。
此后，在北美汉学界，中西小说对比研究的很大一部分成果也是建立在对虚构与非虚构、模仿与非模仿等对立概念的判说上的，并较多关注小说与历史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北美叙事批评运行的一个重要趋向。
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也不一定都采用两两对应的平行比较方式，在许多情况下则是以西方文论中的流行概念及理论模式来解释，甚至重构中国的叙述学体系的，即使用一种我们所说的“理论嵌入式比较”
。
借助于以上两个方面，北美地区的汉学家们确立了一套颇具时代话语特征，并富有阐释魅力的中西叙事比较理论。
相比之下，在价值取向上也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研究有明显的不同，即更多地会以差异面特征为强调的重点，将差异的历史合理性作为研究的前提首先肯定下来。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浦安迪发表《走向一种中国叙事的批评理论》（TowardsACriticalTheoryofarrative）、《中国长篇“小说”
与西方小说：一种类型学再考》（Full-lengthHsiao-shuoaernNovel：AGenericReappraisal）等文章，出版《〈红楼梦〉的原型与隐寓》（ArdAllegoryiheRedChamber”
）一书，开始在一个大的更为理论化的论域内梳理与讨论中西“叙事”
的异同问题。
通过对中西叙事一般形态、演变历程的考察，浦安迪认为中西小说及其批评之间的确存在一些可比的共性，可以挪用西方的术语，如“叙事”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