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梧桐文学】地址：https://www.wtwx.net
[99]。
为此，曾在清华大学担任外籍教友的理查兹在为该书所做的序言中，也引陆机的“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
[100]，以表明东方思想是有益于西方智**之更新的，从而也决定了比较的视野会在这部著作的构思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尽管这仍然是一项围绕陆机及其所撰《文赋》所进行的研究，但是比较视野的运用却无处不在，并大致包括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大量随文而显示出的细密比较。
以插入书中的西方资料而言，涉及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当代的艾略特、赫伯特·里德（HerbertRead）等人的论述。
这些材料往往带有说明性的功能，以便借此使西方的读者更易理解所示材料的异同。
其次，则是总论性质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理性”
（reason）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
在西方，对理性问题的讨论不仅在当时被置于文化论争的核心，而且也渗透到了文学的论争之中。
这包括或以理性来分疏文明的高低，从而将西方文明置于东方文明之上，或以为文学创作有赖于直觉与情感，借此将文学与科学区分开来，由此而引申出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不一而足。
通过对陆机《文赋》的阐述，修中诚试图对上述问题做出自己的解答。
在他看来，在陆机那里，同时也通过对陆机之前的中国艺术传统的追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方面中国的文学与艺术并不缺乏理性的思维，另一方面陆机所主张的文学书写原是一种受到理性控制的艺术，同时也如何将理性与情感更好地协调起来的艺术——这些看法更为符合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
[101]此外，书中也通过对中国诗史的翔实追讨，提出了“抒情诗”
的传统是如何一步步地战胜早期国家主义与非个人性书写的；通过对描写方式的对比，指出了中西文学在基本的宇宙论预设上就存在差异，即“在西方哲学思维的传统倾向中，一定会将超越性联系到‘上帝’与‘永存者’，因而不能欣赏事实本身”
[102]。
中国人的思维则属于另外一种，认为世界是由曲直、明暗等直接感知的对象组成的。
而以上两个议题，也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北美汉学界获得了积极的回响与进一步的展开。
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早期发展出的“平行式”
比较研究日趋盛行，从个案间的比较研究，中经一些过渡，直至体系化的抽象演绎，各呈缤纷，荦荦可观，难以尽述。
[103]撮其大端，则有两大话题的讨论最为引人瞩目，其分别出现于诗学领域与叙事学领域，并均集中在对中西文学观念基本模式的对比性论述上。
虽然两大领域话题的指向有所区别，但使用的理论范畴及获取的结论却有相近之处。
汉学家们试图从较为宏大的思维入手，同时兼容批评学与文学史的材料，借此构造出一种中西比较的论述框架。
在诗学领域中，刘若愚的研究始终包含对中西两大批评谱系进行比较分析的意识。
从早期所撰的《中国诗学》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的《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Language-Paradox-PoetiesePerspective）[104]，两书均表现出他从语言及其表达形式之属性的角度勘探中西文学观念之异同的努力。
然其最受瞩目的研究仍属20世纪70年代付梓的《中国文学理论》一书。
在这一著作中，为建立其所自榜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
基础，并依据他所勾描出的文学活动循环作用的图谱，刘若愚对比了中国文论中的“形上理论”
与西方的模仿理论，以及中西方在象征理论、现象学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等运用上的异同。
受到其理论出发点（建立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理论”
）与文学活动四要素划分的限定，刘若愚的比较偏重于对相同点的揭示，同时又采取了散点分述的方式。
就后者而言，尽管他也会在行文中对一些散点之间可能发生的关联有所解释，但是事实上并未形成一个最终的也就是归一性的结论。
从话题的承续性，也从中西批评话语的差异性上来看，在对中国“形上理论”
与西方模仿理论的对比一节中，作者指出中西之间固然存在一些差别，模仿说所面对的“‘理念’被认为存在于某种超出世界以及艺术家心灵的地方，可是在形上理论中，‘道’遍在于自然万物中”
[105]。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