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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汉书·艺文志》、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与挚虞《文章流别集》等著述中文类观念演变的扒梳，海陶玮追溯了传统文类史的演变，并对萧统《文选序》中提到的各种文类均提供了详细的资料考订，其研究可谓已达相当的深度。
1967年，由谢迪克（HaroldShadick）主持，首次中国文学文类的专题会议在百慕大群岛举办。
这也可看作美国汉学研究界正式启动文类研究的一次集体举动，当然也受到了其时北美批评理论界风气的显著影响。
[41]遗憾的是，由于资金方面的困难，会议文集一直拖到1974年才出版[42]，因此一般仍然是以散篇论文发表的时间来确认实际的影响。
其中，陈世骧所撰《〈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与诗学里的文类意义》（TheShih-g：ItsGeneriifieseLiteraryHistoryaics）早在1969年就发表了。
该文考察了《诗经》作为一种典范的中国文类的历史转化过程（即按“颂”
“雅”
“风”
的时间顺序进行），并从心理发生、文本修辞的意义上论证了“兴”
作为其中一大类的基本特征，为此而将“抒情”
（lyric）视为中国诗歌的内核与诗学批评的主旨（又如在《诗大序》等中），同时将其与西方早期的两大主流文类史诗（epic）与戏剧（drama）进行了对比，最终得出中国诗学的本质乃偏重于抒情，而西方诗学的本质则偏重于叙事的结论。
[43]陈世骧的论述，尤其是其作为依据的，对三大文类的划分说明参照的仍是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标尺，并未涉及中国文类内部的分体考订及17世纪后西方出现的更为多样化的文类实践，而是偏重在从大的、模糊的意义上标识中西文类及其批评的差异，因此其影响主要还是落在比较诗学方面。
1968年，罗郁正（IrvingYugLo）发表《中国诗的风格与视境》（StyleandVisiory）[44]，指出有必要将中国文学批评中容易混淆的“文类”
与“风格”
两概念辨析开来。
这一论述对于后来的文类研究也有一定的提示意义。
20世纪70年代初，文类研究在北美汉学界渐趋兴盛，其中于广义的诗学领域中有所造诣者可举傅汉思与柯润璞（JamesI.Crump）等。
傅汉思的《乐府诗》（Yǜeh-fǔPoetry）一文，从文类区分意识出发，讨论了郭茂倩《乐府诗集》对乐府12门类的划分意识，并根据海陶玮曾建议的可将乐府归为赞歌（hymns）与民谣（ballads）的提法，对这两种体例的文类特征做了详细的讨论。
[45]柯润璞的论文《曲及其批评家》（ThedItsCritics）[46]对“曲”
这一常易引起混乱的名称做了文类学的辨析，并分述了戏曲、套曲与小曲等不同文类所载负的心态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学者杜克义（FerencT?kei）此时也出版了研究刘勰及其之前中国文类批评的专著《中国3至6世纪的文类理论》（Geheoryinthe3rd-6thturies，1971）[47]，对北美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影响。
此后，康达维（DavidR.Kges）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其雄心勃勃的萧统《文选》英译版序言中，也对《文选》之前的整个文类批评与编纂的历史做了细致的探索，并认为总集编纂（general，与“singlegenre”
有别）在3世纪以后的出现，是与批评家甄别文学类别的意识的增长密切相关的。
[48]词的文类学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孙康宜（Kang-iSung）的力作《词与文类研究》（TheEvolutioz’uPoetry：FromLateT’angt，1980）[49]则以广泛的包容性从文类的一般体式与时区移位的关系，及体式与风格的关系等入手，对词的文类形式进行了文学史层面上的梳理，从而弥补了这一领域研究的一些欠缺。
相对而言，叙事文类的研究仍是文类研究中的重点。
早期，在这一领域中最有影响的是韩南1967年发表的长篇论文《中国早期短篇小说：一种批评理论概观》。
该文从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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