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梧桐文学】地址：https://www.wtwx.net
（经典与一般文学）等。
在19世纪汉学家那里，关于“文学”
（literature）的最为通用，可能也是最具涵括性的对应性概念就是“文献”
了。
例如，马礼逊所用的“philology”
（语言文献）一语，也是欧洲汉学所认定的一个基础元素，在更多的情况下，汉学家还是用“book”
一词来替说之的。
[5]对“literature”
概念含义的这一把握也构成了后来出现的几种专著，如苏谋事、道格斯、伟烈亚力，甚至翟理斯等叙述文学的一般框架，反映出了早期汉学家的基本文学观。
分析其原因，这不仅仅是因为当时英人对文学的认知本来如此[6]，也与传统中国文学对“文”
及自身知识系统的理解有关，后面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后汉学家讨论“文”
的界义时也有述及。
[7]只是至20世纪初以庞德为首的汉诗运动，将关注点聚焦于感受性的诗歌，并影响到汉学的研究之后，纯文学的概念才逐渐从文献性的文学概念中分化出来，在文学的命名系统中上升至一个具有较强排斥性甚至至高无匹的位置。
另则，这种泛用主义也表现在早期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知识的过于泛化的实用主义取向上。
这里所说的实用性大致可从两个方面来予以审检，首先，是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一般往往会被看作有利于更好地研习汉语的一种手段。
从上述这些涉及“文学”
的著作的常规性编排中即可看出，文学的介述都是紧跟在语言的介述之后的。
这是因为在撰者看来，文学文本是进一步研习汉语的最佳辅助材料之一，甚至于以传教士为主体的、以语言学为基础的汉语研究，除了被看作是为掌握必不可缺的交际方式之外，则也常被视为论证《圣经》同源说的一种最为有效的佐证。
[8]其次，对中国文学知识的掌握也是理解其国情与民情的重要途径。
然而无论是学习语言还是文学，其背后的驱动力则是为了服务于一种更为宽泛的殖民目的，而这种叙述几乎成了19世纪汉学家在其著述之始解释汉学研究之意义的常例性格套。
例如，德庇时为其《中国杂论》（eseMisies）一书所撰的序言，首先便提到自己所做的有关中国的研究，是与英国近期在军事与商贸上的成功密切相关的。
鉴于英国对东方的兴趣正在日益增长，这些研究便可提供一些有关中国的讯息。
[9]苏谋事在《中国语言与文学讲稿》的开篇也与德庇时所论相类，即认为随着英国的征服活动，中国已经成为带来“普遍消费与巨大商机”
的国度，因此，从各个目标上讲，都应当引起人们探索的兴趣[10]，而他撰写这本书也是为了辅助于这样一个大的目标。
甚至于在中西关系上持较为温和的态度的理雅各，在其被聘为牛津大学中文教授讲席的《就职演讲》（InauguralLethestitutingofaesetheUyofOxford）[11]中，也不惜笔墨地谈论学习与研究中文为英国殖民规划可能带来的利益。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从上可知，早期英美对中国文学等的介述与研究虽然也保留了大量客观的成分，但是却受到其实用目的的内在限制，即并未将之作为纯粹的知识学对象，这也必然会制约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完整理解及深入探索。
关于这点，尽管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已经发生了一些渐次的变化，即出现了所谓的从“业余汉学”
向“职业汉学”
的转向[12]，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基本趋势。
后期的英国汉学家，如阿瑟·韦利、巴雷特（TimothyHughBarrett）等，均对这一问题做过深刻的批评与反思，以为正是这种实用性的动机（即“实用汉学”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