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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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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以上的追溯，我们大致可对中国文论研究在英美的展开历程有一个概览。
这个历程由两大进阶构成，从外部来看，表现为从大汉学至文学史研究，再至文论史研究的进阶；从文论研究内部看，则又表现为从“理论的研究”
至“理论的诠释”
，再至“理论的建构”
的进阶。
两大进阶又共同刻绘出一条文论独立与“理论”
自身不断攀升的运行弧线，从而展示出在英美汉学语境中中国文论言说谱系逐渐构型的历史。
当然，这种单线式的描述仅是就一种趋势而言的，并不代表实际场景的全貌，也并不等于在某一阶段，比如说在第三阶段上就不存在前两种模式的研究。
各种模式仍然有自己展开的进路，并一同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文论繁荣。
与之同时，批评或理论从文学史中彻底分化出来的提法也只是一种理念的倡导而已，实际的情况更为含混与多样。
此外，既然在英美的学术建制中从未出现过“文学理论”
这样一种学科安排（像中国那样），那么文论研究与文学史研究兼治的情况也是普遍地存在于多数学者身上的，文论研究始终只是作为一种独特的“话域”
而非独立的“学科”
处身于文学研究的范畴之中。
英美文论研究界的理论阐释与理论建构活动经历二十多年之后，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趋降衰，这与该模式在学理上存在的各种局限及整个北美的学术风气转向皆有关系，后者主要表现为以“文化研究”
（CulturalStudies）为代表的各种新探索在近年的涌现。
这也已为许多汉学家所述及，遗憾的是国内反应还略显迟缓，因此在介述时难免出现夸大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研究的现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此前的理论探索是不重要的，而是应当看到，每一种探索均有自身的价值与历史的必然性。
同样，也不意味着理论是没有意义的，只是目前的研究所依据的是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及被语境的论证有力限定的探索。
[65]限于篇幅，关于这一新的趋势对文论研究带来的影响，只能允我在下一节做更为详细的梳理。
[1]德庇时在19世纪初曾曰：“中国文学在英国的发展几乎完全是本世纪的事……直到上（18）世纪末，还找不到一个懂汉语的英国人。”
JohnFrancisDavis，“TheRiseandProgressofeseLiteratureinEngland”
，eseMisies，AofEssaysandNotes，London，JohnMurray，1865，p.50.
[2]关于这一叙述，可参见MichaelLoewe（鲁惟一），“TheinsandGrowthofeseStudiesintheU.K”
，EuropeanAssoofeseStudies，No.7，1998.
[3]对苏慧廉生平的详细研究，参见沈迦：《寻找·苏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4]参见上海图书馆：《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
另如《中国丛报》（eseRepository，1832—1851）和《教务杂志》（TheeseRedMissionaryJournal，1867—1941）等传教士期刊，也有一些相关文章。
[5]此原为发表在1830年的TransasoftheRoyalAsiaticSociety上的一篇长文，后以单行本形式于1870年修订重版。
[6]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是19世纪末开始撰写的，故权列于此。
[7]JohnFrancisDavis，ovels，Traheinals，London，JohnMurray，1822.该书本为有关中国小说等的选集，然在书前有50页的长序“ObservationsontheLa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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