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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美的文论研究：一条渐次成型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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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英国与北美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汉学整体来考察是很正常的，这首先是因为两大区域所使用的语言是一致的，信息的传播不需要任何翻译手段的中转，同时也在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两地在族性文化上的相近度及其他多方面的紧密联系。
具体地看，英、美两国在华的传教事业（对汉学有重大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是以互助的方式展开的，即便如1832年面世的《中国丛报》，也是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anBridgman）在英人马礼逊的指导与支持下创办的。
[20]白瑞华（RoswellS.Britton）在对该刊20年间的供稿者的考察中甚至发现：“杂志撰者的名单其实就是一份当年在华英美汉学家的名单”
[21]。
两地的密切关系也见于学院式研究中，从一开始，英美学者之间就已相互参阅与援引对方的成果，在这个特殊的空间中，似乎并没有任何可以介意的屏障。
两地学术成员的相互资学与职位流动也是常事，可举较近的几例说明之。
例如，对费正清（JohnFairbank）确立其“中国学”
研究方向产生最大影响的两位重要人物便是当时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英国教授韦伯斯特（CharlesK.Webster），与费氏赴牛津就学期间对其直接指导的霍斯·贝洛·马士（HosesBallouMorse）[22]；儒莲奖获得者、美国著名汉学家德效骞（HomerHasenflugDubs）在1947年被聘任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遂进入英国汉学家名录；中国文学研究名家韦利的学生白之、韩南在20世纪60年代都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去了美国执教。
当然，这些也仅仅是一些例说，两地汉学与中国文学研究等的交流在实际情况中还要密切得多。
美国作为新兴的殖民帝国，与中国的接触比英国晚。
这也决定了其汉学起步会落在英国之后。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诚如一些学者已指出的，在19世纪，甚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汉学更多的是效仿英国发展起来的，这反映在汉学的基本构架、思路与方法等方面。
加之许多重要的汉语文献已被英人迻译为英语，也为美国学人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以此而言，至少在19世纪，美国汉学在文学史译介等方面没有太多可述者。
以中国文学为专题的著述目前可见的仅有传教士露密士（AugustusWardLoomis）所撰的《孔子与中国经典：中国文学读本》（fudTheeseClassiReadingsiure，1882）[23]。
此书前两章介绍儒家的史书及“四书”
，第三章介绍了十几种儒家书写的文体（含短文、碑志、谚语、格言等）。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其大致可归为一种专题性介绍。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在《中国总论》（TheMiddleKindom，1848）中所设的“中国的雅文学”
一节，以“四部”
为名逐节分述，并列举了欧洲学者尤其是德庇时对汉文诗歌、小说与戏剧的英译情况。
丁韪良（WilliamMartin）兼涉文学的汉学著述有《中国人：他们的教育、哲学与文学》（Theese：TheirEdu，Philosophy，andLitters，1881）[24]、《中国知识，或中国的知识阶层》（TheLoreofCathay，orTheIofa，1901）[25]。
两书有一些共同之处，即均将笔墨集中在对传统中国知识体系的介述上，并将文学作为整个体系的一部分。
这与丁韪良长期担任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席的职务有密切的关系，由此他又称这些文字为“HanlinPapers”
（翰林文集）。
丁氏两书的文学介述部分有许多重复之处，并多聚焦于对各种书写文体（如诗歌、散文、书信、寓言等）的分类描述上，目的是使西人对中国文学书写有初步的了解。
比较特殊的是丁韪良的叙述有三处提到了孔子的诗学观[26]，也可看作美国汉学对中国文论的最初援引。
从中也可见，无论是卫三畏还是丁韪良，他们对中国文学的介述都是被安置在整个大汉学谱系之中的，并没有显示出对文学的独立关怀，因此也不可能进行深入与专业化的研究，这与早期英国汉学的知识取向是基本一致的。
文学史与文论史（广义的）之间存在紧密的互涉关系。
但从发生的意义上看，后者对前者的依附更为显著。
这是因为文学批评与理论的思维客体便是文学活动，无文学的活动，也就无所谓有关文学的批评与理论。
与之同时，文学作品是普遍可赏的，而文学批评与理论则属于更为智识化的活动及对深层规则的解释，有赖于更为专业化的投注。
也正因此，几乎所有民族对异国文学的了解均是从文学史（作品）入手的，走在对批评与理论的研究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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